玄学派把欧战或欧洲文化破产的原因归咎于西洋的物质文明，并进而怪罪于促成了西洋物质文明的科学。对此，科学派予以强有力的辩驳。丁文江以例证回敬道：“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仍然是不科学的。”（54~55页）陈独秀不完全赞同这一分析，他认为欧战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争夺世界商场的战争，是出于客观的经济的原因，当然不是物质文明或科学惹的祸。（7页）穆在争论中揭示出，挑起世界大战的国家主义不是科学之流弊所致，科学并非与世界主义对立（296页）。
（3）中国传统文化普世及救世问题
在梁启超关于西洋文化和科学破产的议论的影响下，玄学派的头领张君劢在他的讲演和文章中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欧战标志西方文化的破产，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观远远优于西方，是救治西洋物质文明和西方文化的良药。张君劢的思想与当时的国粹派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东方文化（主要指中国文化）能够且应该普世和救世——是一脉相承的。
针对张君劢所谓的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的中国精神文明，丁文江以风行天下的陆王学派为例予以揭露。他引用顾炎武的一些言论，指出他们比南宋的人还要退化：读书是玩物丧志，治事是有伤风雅。他们“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益之说。”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养成娇弱，一无所用。”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58页）朱经农径直发问：“不知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究竟有哪几样是近三百年西洋文明中所没有的？我很想君劢多举些实例告诉我们。”（154页）吴稚晖甚至言过其实地嘲弄：“这国故的臭东西，它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因此，非得“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309~310页）他讥讽国粹派自作多情，把英国人罗素的牢骚奉为金口玉言、且自我感觉良好的滑稽态：“有个甚滑稽的罗素，信口胡扯，一面发自己的牢骚，一面拍拍我们的马屁，口气之中，似乎要决意舍了他欧洲的物质文明，来寻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罗素是滑稽已极的滑稽，他胸中是雪亮的。然欧洲像他那样口气的傻子，真也不只一人，无非只是臭肉麻的牢骚。）于是吹入我们素有夸大狂，喜欢摆空架子，而又久失体面的朋友们耳朵里来了，这种恭维，无异雪中送炭，自然不知不觉，感动入骨，相信入骨，也把自己催眠起来。”（334页）
其实，早在科玄论战之前，任鸿隽等人就对国粹或国故有清醒的明察。他说：国人失学之日久矣。不独治生楛窳，退比野人，即数千年来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凌夷覆败，荡然若无，民生苟偷，精神行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他无情地揭示出：吾国学界，尚自有沉痼废疾，好文之弊是已。夫徒学文字之意何以不足为学，以其流于空虚，蹈于疏漏，浸文字乃无意义之可言。他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评价是“晦塞已极”，对中国旧学的评价是：“其最腐败最无用之制艺、试帖无论矣”，即便“经史子集之学”，也“不过专以钻研陈言为务，即有所得，不过古人之糟粕，务有新知识可言。” 他对照科学精神，反观国学，相形见绌，其陋立现：一好虚诞而忽近理；二重文章轻实学；三笃旧说而贱特思。 连多少有些同情张君劢的梁启超也列出了国学的如下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他反问道：试想中国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 他提出，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4）现代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问题
在科玄论战中，也涉及到现代教育问题，特别是科学教育。张君劢提出，“教育有五方面：曰形上，曰艺术，曰意志，曰理智，曰身体。科学教育偏于理智与体质，而忽略其他三者。”（107页）他注重的是儒家的内心修养式的传统教育，而对现代科学教育颇为不满。他说：“孟子之所谓‘求在我’，孔子之所谓‘正己’，即我之所谓内也。本此义以言修身，则功利之念在所必摈，而惟行己心之所安可矣。以言治国，则富国强兵之念在所必摈，而惟求一国之均而安可矣。吾惟抱此宗旨，故于今日之科学的教育与工商政策，皆所不满意，而必求更张之。”（113页）他倾诉科学教育的“流弊”有如下五端：第一，科学各科同以官觉[感觉]为基础，官觉发达之过度，其非耳之所能闻，目之所能见，则以为不足凭信。第二，科学以对待（relative）以因果为本义。然学生脑中装满了此种学说，视己身为因果网所缠绕，几忘人生在宇宙间独往独来之价值。第三，科学智识之充满，以为人生世上之意义，惟官觉所及者足以了之，于是求物质之快乐，求一时之虚荣，而权利义务之对照表，尤时时悬在心目之间，皆平日之对待观念有以养成之。第四，科学以分科研究为下手方法，故其答案常限于本范围内。然人类所发之问，往往牵及数种学科，故科学之所答者，非即吾人之所需，惟有令人常以此另一事了之。且分之尤细，则人之尤精。然时时在显微镜中过生活，致人之心思才力流于细节而不识宇宙之大。第五，教育家为应付社会中之生计制度计，常以现时生计制度为标准，而养育人才。于是学一艺而终身于一艺，为无产者谋生之不二法门。若夫变更社会之贫富阶级，使凡为人类，各得为全人格之活动，皆得享全人格之发展，则为适应环境之科学的教育家所不敢道。为此，他提出教育方针之应改良者有三：学科中应加超官觉超自然之条目，应增加艺术上之训练，应发挥人类意志自由之大义。（105~106页）
张君劢所言之五端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绝大多数理由是难以立足的，就更不必说他的吹毛求疵和无理苛求了。看来，张君劢对科学的本性和科学教育的意蕴的确缺乏了解，仅凭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做文章。要知道，科学并非单以感觉经验为基石，还有与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理性思维，此其一。学生头脑有了因果学说，凭什么说就会忘却自由意志之价值？事实上，二者完全可以相反相成——多明白一些因果关系岂不是能够更好地自由选择和自我决定？此其二。以感觉为来源的科学知识并不必然导致物欲和虚荣，也不会排斥权利义务意识——它们的出现和丧失与科学知识无本质的联系——在无科学的时代和科盲中间，不是也有此类现象吗？此其三。科学所答者非吾人之所需，请问哪一门学问或学科所答能满足人的无穷之疑和无限之需？科学除了依赖经验之外还有理性，除了显微镜还有望远镜，怎会不识宇宙之大？此其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既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既需要各个学科、诸多子文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协同努力，更需要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相伴随。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科学的教育家当然不敢道，请问人生观的教育家或无论哪一类教育家敢道吗？
科学派在论战中虽然没有太多地涉及教育问题，但是从有关片言只语中也能看出其对张君劢的观点不以为然。丁文江在谈到美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时明确表示：“学科学的人没有不崇拜美术的，因为这两样东西性质虽然不同，都是供给人类的需要，而且可以互相帮助的：知识越丰富，表示情感的力量越大；越能表示情感，知识越丰富。”再者，“我们所以极力提倡科学教育的原故，是因为科学教育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功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功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功分析的。我们不单要使宗教性发展，而且要使它发展的方向适宜于人生。”（203、205页）其实，早在科玄论战前，任鸿隽就深入讨论了科学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科学教育之要义和特点以及现存缺点和解决办法，他在1923年后还多次论述科学教育问题。
菊农接住张君劢的话题，在论战中专门探讨了“人格与教育”（241~251页）。他指出，在现代教育背后牵线的便是文艺复兴的两大精神，即现在的教育是个人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教育。好处固然亦有，但是这两种人生态度的坏处，现代教育却完全承受了。因此，改良现代教育决不是形式的改革，需要根本上打破个人主义、机械主义的人生观，从新的人生哲学出发，乃可言改革。在他看来，我们的教育目的在创造未来，而不在保持过去，故教育不仅是经验界以内事，更有其精神的意义在。人生的理想便是教育的理想，理想的教育实现，便是理想的人生实现，决不能离开人生谈教育。所谓人生，不仅是那物质方面的外生活，物质生活之上更有精神生活即内生活。人生的目的便是完成他自己的人格以贡献于大的全体，即实现小己的人格以求超人格的实现。经验的目的不是教人做环境的奴隶，乃是教人做“人”，做一个完全的自由的人。所以教育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求身与心的调和的发展，无使为外物所制；二是磨练人格的自觉，这是最要紧的。他敏锐地察觉到，现代教育是削足适履、定于一格的教育，其大病在太偏重知识，而忽略人生的别方面。这种教育何尝是培养个性，扩大人格。尤其是，他认为科学似乎应该分四层：一是科学精神，一是科学方法，一是科学本身（科学知识），一是科学的应用。现在所谓科学教育，其实只是后两层，不过是课程上增加课目而已。这样的科学教育是不够的，无法使学生得到科学家做学问的精神和方法，是科学教育的最“不科学的”地方，确不合乎科学精神。剔除菊农论述中一些脱离实践的修身养性的说教，应该说他的见解是有见地的，特别是关于科学教育的意见还是蛮深刻的。
三、最后的寻思
在即将结束本文时，我想就科玄论战在当代的回响做一些反思，提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科玄论战是20世纪初科学和民主等先进思潮引入国门后，革新派与保守派思想较量的继续和发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场论战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在当时既有学术和理论价值，也有现实和实践意义。有趣的是，它们至今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界仍有回响，甚至成为争论的热门话题。读者也许不难从中看出：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是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遗憾的是，今日学人在有关问题研究上的学术水准和思想深度很不令人满意，在许多方面还不及前人——这是够让学术界和思想界尴尬和汗颜的了！
（2）当年玄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了驳倒和制服科学派乃至倡导德、赛二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先驱，给他们的论敌扣上一顶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的帽子，借反对科学主义之名行反科学之实，但是结果收效甚微，科学和民主依然以自己的固有逻辑行进。在20和21 世纪之交，类似的戏剧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科教兴国的情势下重演，其意蕴耐人寻味。如果说当年玄学派多少有点扑风捉影的话，今日的反“科学主义”就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了。因为在科学界和学术界，似乎没有什么人亮出科学主义的靶子。主流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大众至多不过是把科学混同与技术，无非是想靠科学迅速发财致富而已——这是对科学的误解或曲解，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主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科学普及工作没有做到家，尤其是没有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普及到家，致使公众不了解科学的精神价值。当然，在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者的“反科学”主义(anti-science-sm)中，也有一些在实践上可供借鉴或值得引起警觉的地方，但是其理论基础是脆弱的。
（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非水火不相容、冰炭难同炉，二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双轮或双翼，缺一不可，失衡不妥。因此，“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的正确的。一般而言，二者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场合，侧重点当然可以有所变化，但在二者严重脱节时，必须尽快加以协调。另外尚须注意，对精神文明不可做偏窄的、教条化的理解，也不能始终停留在常识化（如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东西）的水平上，应该不断走向深入。
（4）从鸦片战争或甲午海战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树立起一种积极的、开放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在实践中，一方面在西方强势物质和文化面前自惭形秽、卑躬屈膝，另一方面一有机会又像阿Q那样想入非非，妄图用老祖宗的那一套“国粹”普世救世。在学理上，则陷入空洞的无休止的体用之争。这种心态在当代也时有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自愧弗如与顽固拒西方文化于国门之外的极端心理不是长期并存么？在国人刚刚能吃饱肚子，在世界说话稍微有一点分量之时，有人又大叫大嚷：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现世的危机和难题要靠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等等。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最欠缺的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国古代所谓的科学实际上主要是技术，中国人缺乏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理性精神）、民主（中文“民主”一词的本意是“民之主宰者”，儒家学说中的“民为邦本”是民本主义而非民主主义）、自由（中国典籍里的“自由”没有哲学、法律、政治的含义）等因子，急需汲取这些人类的共同精神遗产。中国传统文化虽有瑰宝，但也不足以普世和救世。未来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可能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而是你这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人的正常而明智的文化心态应该是：敞开胸怀，兼收并蓄，认真消化，慎重扬弃，中西互补，完善自我。
（5）要认真反思和总结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无缘，国民科学素质低下，大学生人文素养和创造能力堪忧，都不能说与教育无关。爱因斯坦的说过，教育是培养活生生的和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制造刻板的机器或训练听话的狗。当年论战双方提出的一些见解和和措施是值得借鉴的，好在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当前，要注意提高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同时也要重视培养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在义务教育和继续教育中也要贯彻这一理路，使21世纪的中国人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真正的人。
（6）在科玄论战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派的先锋人物丁文江、任鸿隽、王星拱等，其思想武器大都直接来自批判学派的皮尔逊、彭加勒、马赫——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在19和20世纪之交，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观是最先进的，中国的科学派能够及时发现并汲取其思想菁华，所以自然而然地步入时代思潮的前列。对这个背景不甚了了，就无法把握中国现代科学思潮，也无法对五四先哲和科学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做出准确的评价——郭颖颐 以及诸多学人的错误判断盖源于此。
参 考 文 献
这次论战的主要文章以《科学与人生观》结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3年12月初版。本文中的引文均引自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97年出版的新版本，以下引自该书的引文只在其后注明页码。
丁文江深受皮尔逊的影响。有关皮尔逊的情况，读者可参阅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357+vi页。
李醒民：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合肥：《学术界》，2001年第3期，第7~22页；第4期，第67~80页。
任鸿隽：初版弁言，载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出版，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一月第2 版(民国八年初版)。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4卷，第10期(民国十一年)。
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卷（1981）， 第6期，第30~38页。李醒民：论批判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第99~107页。或者参见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21卷（1999年），第1期，第49~56页；李醒民：“皮尔逊思想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北京），第15卷（1999年），第3期，第42~47页。
关于这三人的科学观，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专著：《彭加勒》（1994）、《马赫》（1995）、《皮尔逊》（1998），以及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2年第1版。
李醒民：科玄论战中的皮尔逊，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1期，第49~56页；李醒民：皮尔逊思想在中国，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5卷（1999年），第3期，第42~47页。也可参见《皮尔逊》第七章。
任鸿隽：科学与教育，《科学》第1卷，第12期(民国三年) ；唐钺：科学与德行，《科学》第3卷，第4期(民国六年)。
李醒民：反对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北京：《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总第145期），第25~26，17页。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8、87、88页。
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第1期(民国四年)。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7卷，第9期(民国十一年)。
李醒民：论任鸿隽的教育思想，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13~119页。
除了文献[6]外，还可参见李醒民：任鸿隽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北京：《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第79~86页。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