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引述了束星北的几位学生对他的教学风格和特点的感受。最突出的一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他在讲力学课时，“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讲热学课时，也“用一个月的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28－29页）这样，虽然“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欣赏束先生的课”（文献[2]），但对于那些不满足于只晓得怎么样去演算习题的肯动脑筋的学生来说，却是一个领略物理学理论深层意义的极好机会。本来一名大学教师授课时就应该按照个人的思路，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而不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束星北的教学在这方面很有特色，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此外，《档案》里多处引述了束星北的学生们描述“束先生是一位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他的讲课对物理内容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把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28－29页）。由此可见，束星北在授课中肯定对物理学的原理、定律和概念做了深入的哲学分析。这些给过他的学生们以巨大启迪的讲授，肯定是具有珍贵价值的。可惜这些内容没有写成文字留存下来，我们无从欣赏和讨论。而且，那个时候即使写出来了也难以找到发表的园地。
不过，从现在见得到的文献看来，束星北关于物理学原理的哲学思辨，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瑕疵。例如文献[2]提到的，束星北关于“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以及在《档案》33页所讲束星北认为“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见解，都是不能够从量子力学原理得出来的，恐怕没有多少学者会表示赞同。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维格纳（E. P. Wigner）笔下的西拉德（L. Sziland）。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在二战期间从匈牙利去到美国的，并且曾经一同鼓动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他采取措施，抢在希特勒之前研制出原子弹。维格纳在他的《自述》里写道：“西拉德……本来也可以在量子力学所涉及的许多哲学争端上，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假若他晚生二十年的话，他也许真的会选择这一条路。但在二十年代，哲学文章还没有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
维格纳还对他的这位老朋友评论说：“在我看来西拉德一生都非常古怪，并且基本上表现出同一类古怪的行为。他有很高的天分，这种天分受到了他自己过分庞杂的兴趣的障碍。”“他有突出的眼光、智慧、魄力和口才。”“西拉德对他自己的天分过分关心……。”“我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弱点使得西拉德自视得那么高。”“不论西拉德学会了多少东西，他依然喜好争吵……”“西拉德有一些辉煌的一般性观念。但他从来不给出其细节。”“西拉德从来没有给科学带来什么突破性的新想法。”“他是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以上几处引文见文献[12]，94－100页，201－206页，256页）
我觉得，维格纳评说西拉德的这些话，几乎每一句都适用于束星北。除了束星北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西拉德，因而他（即使在中国）够不够得上“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还是个问题之外。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束星北后半生失去了像西拉德那样大展身手的机会。《档案》里根据大量可信的材料，对此做了详细的披露。
六 束星北和王竹溪
《档案》42页在作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担任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束星北的一位学生的采访材料中，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讲的是那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讲学，做了一个关于热力学的学术报告。在王竹溪讲了近五十分钟之时，束星北突然“走向讲台”，大讲“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等等。“王竹溪呆呆地‘干’在一旁……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本来，在学术报告进行当中，报告人和听众之间互相交流甚至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只有未见过世面的年青人，才会觉得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在这段文字里，对一直保持平和态度的王竹溪，做了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描写，事实上起到了在美化一方的同时丑化另一方的作用。难道科学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争论者言词犀利和态度激烈的程度吗？
这份采访材料里还说：“据说他[王竹溪]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这就更加离谱了。只凭一句来源不明的“据说”，就可以这样贬损一位年长的同行吗？！《档案》出版之后不久，其中的这一段描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公开的驳斥 [13]。
王竹溪先生的科学贡献和为人品格，在国内物理学界众所周知。我在这里只想讲讲，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是王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在这门学科分支的教学和纯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还有两点突出贡献是值得在这里提起的。
第一是王先生不仅有几位学生是我国研制核武器的主力理论家，并且他自己也参与了一部分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其中主要的就是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理论的应用。
第二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王先生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先生合作于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孤立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形式》，超前于国外同类工作25年，后来被国际上公认为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先驱性贡献。（参看文献[14]和[15]的介绍）
试问，如若王竹溪先生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本质”的理解上，真的是像束星北所说的那样“错误百出”，他有可能做出束星北难以望其项背的以上重要成果吗？
七 是否有必要和怎么样评定物理学家的座次？
《档案》中充斥着一些对束星北的溢美之词。例如，在此书封底赫然写着这样的几行字：
“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
“他的理论物理修养（三四十年代）国内难有比肩者。”
“他的教育才华（三四十年代）也无人可以企及。”
而在此书正文里还有如下的各种美誉：
“束星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35页）
“束星北……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的基础。”（36页）
“束星北……的贡献，也许不亚于他的至交王淦昌。”（373页）
“束星北的数学素养的功底毫不逊色于数学大师苏步青。”（338页）
在正文里，“天下第一才子”的称誉亦出现了不止一次。在37页里说这是“一些老耄”的赞美之词，但没有说明是哪些老先生讲的，我们亦无从理解和领会。而在237页则变成束星北“自以为是‘天下第一才子’”了。
问题是，我国在整整一百年前就废止了每年考出一位状元的科举制度，并且在其后不曾有过任何评选“天下第一才子”的活动。有谁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裁定呢？同样，我国科学界亦从来没有举行过给任何一门学科的教授和研究员评定座次的活动。《档案》的作者个人有什么资格和权力为任何人作出“难有比肩者”，“无人可以企及”，“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国物理学大师”等评价呢？
我手头有三本（套）中国现代物理学家的传记文集，我都是这三本（套）文集的编委会成员和（或）撰稿人。文献[16]辑录了59位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56位出生于1930年之前，不含束星北。文献[17]辑录了105位出生皆不晚于1926年的物理学家的传略和论文节选（译），含束星北。文献[19]辑录了117位出生皆不晚于1924年的物理学家的传记，含束星北。
由此不难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一定要排位的话，按照乐观的估计，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们的心目中，束星北在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上的贡献，在1930年前出生的物理学家当中，适宜于归入于第50位至第100位的档次。这是完全建筑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评价，不受过去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在这些传记的主人公之中，包括了不少像束星北那样受到过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甚至像叶企孙那样受到过更加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
所以，我们说《束星北档案》是一部浮夸的物理学家传记。
参考文献
[1]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2] 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
[3] 李寿枬，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16卷6期（1994）61-70
[4] 李寿枬，束星北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物理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38-451页
[5] 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98-99页
[6] 张超，200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热点扫描，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21日
[7] 张弘，束星北：比陈寅恪更优秀的知识分子，南方日报，2005年5月20日
[8] 束星北，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光明日报，1979年3 月9日第4版
[9] 樊洪业，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10] C. Itzykson, J.-B. Zuber, Quantum Field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54
[11] 高俊，谢云荪，谢立惠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学编·电子卷》，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下载自网站 www.cpst.net.cn
[12] E. Wigner, 《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关洪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13] 杜晓庄，我所了解的学界泰斗王竹溪，解放日报，2005年6月10日
[14] 王正行，王竹溪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500－515页
[15] 刘寄星，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结合的典范－回顾汤佩松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对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研究的历史性贡献（上，下），物理，32卷（2002）6：403-309；7：477-483
[16]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第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994
[17]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18]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物理学1－物理学2》，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