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心主义 双百方针 层子模型
一 我国对“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批判的启动和推进
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刊物《科学通报》继在1951年6月号登载了从苏联《哲学问题》翻译过来的《反对数理逻辑中的唯心主义》的文章之后[1]，又在1952年8月号登载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关于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几篇文章[2]。例如，哲学家奥密里扬诺夫斯基1951年在《哲学问题》上发表的《反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里宣称，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物理学部门里，也同样是行动的指南。”此外还有物理学家布洛欣采夫1951年在《物理科学的进展》上发表的《批判对量子理论的唯心主义的理解》等。这样就揭开了我国对“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的一轮又一轮批判的序幕。
那时候在我国不仅译介了以上的苏联文献，而且确实展开过这样的批判。例如，在这一期《科学通报》的《编后纪》里，就宣称要彻底摧毁“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同时亦登出了一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举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的讨论》的简短报道。顺便提一提，在这一期《科学通报》里刊登的还有遗传学家谈家桢的《批判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错误看法》，他在这篇文章里检讨了自己“对辩证唯物论的愚昧无知……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等等。另外亦有一篇题为“为反对通俗天文书籍中的唯心论而斗争”的文章，当时的气氛可见一斑。看来物理学里的批判运动已经落后于其他学科了。
不过，物理学家里还是不乏“先进”分子的。此前三个月，何祚庥已经先期在1952年5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3]。他在介绍苏联学者的观点之后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例如谈到“‘互补原理’的反动作用”，要“进一步开展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工作”，“为建设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物理科学而奋斗”等等。
不过，并不是所有物理学家都赞同对于“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例如，在195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上，约请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许多位专家写出了讨论各门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文章。在“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这一部分，胡济民的文章里开头就说，“我想先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批判这一命题提出意见，我以为这个命题应改为唯心主义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歪曲的批判，因为我以为科学就其本身内容来看应该是客观真理的反映，不应该包含唯心主义在内”。[4]我们回过头来看布洛欣采夫那篇文章的标题，同胡济民的见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胡宁亦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发展我国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里指出[5]：“作为量子力学基础的波动函数的统计解释问题，普遍相对论运动问题和坐标的选择是否有绝对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某些解释是否唯心现在还有争论，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从理论物理的研究的角度看来，这些问题必须继续具体加以研究。……必须避免采取生硬的教条式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式的方法解决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胡宁接着也表示了“必须对唯心主义的影响提供警惕”，但他明显是不同意过去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粗暴批判的。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由于把苏联的一切都当成必须学习的样板，由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亦由于对自然科学的性质有误解，因而产生了把唯物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扩大到自然科学本身的错误做法。[6]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7]
不过在紧接着的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跃进”的亢奋气氛中，上述指示普遍没有得到贯彻，许多人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形成了又一轮批判的高潮。例如，清华大学很积极地把两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和孟昭英划为右派分子，北京大学胡慧玲，杨应昌，高崇寿和俞忠钰发表文章《批判王竹溪先生在热力学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 [8]，在给物理学家王竹溪院士戴上了“唯心主义”和“马赫主义”等帽子之后，宣称“必须在各门科学中，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高高地牢固地竖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北大的另一位物理学家胡宁院士亦受到“拔资产阶级白旗”的大会批判。
下一轮的高潮当数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主要出自上海。不过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时间上讲，都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而且，由于政治上的特殊原因，今天不大会有人为其辩护，我们就不详细叙述了。
以上的几次批判运动的共同点是都是由官方推动或指使，或者说是“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的。文革之后，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得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不愿管这些事了。可是仍然有个别过去的“左派”坚持大批判的精神，例如何祚庥在1992年发表的《现代物理学为‘认识的主体性’提供科学基础吗？》[9]等文章里，依然表示以同“国际物理学唯心主义思潮”的斗争为己任。
二 关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物论哲学要对唯心论哲学进行不妥协的批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里面包括了用唯物论的观点去理解和分析科学的理论和成果，批评唯心论对科学理论和成果的理解和分析那样一些工作。问题在于，包括量子力学在内的物理学理论属于自然科学而不属于哲学。那么，像我国和前苏联对于“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一轮又一轮的批判那样，用哲学的手段去批判自然科学，或者试图从自然科学里面鸡蛋挑骨头似地找出唯心论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自然科学的著作与任何其他著作一样，会掺杂有不同哲学派别的观点和解释，不过那都不属于科学的范围。）
与此相联系的是，上述对于自然科学开展的那些批判，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旗号下进行的。按照上面所讲的“双百方针”，这种做法无疑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自由，但显然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一种必须遵从的条规。我们现在先谈谈这一个问题。
何祚庥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10]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并且还引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里“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这一条文，质问道：“科学事业难道不也是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吗？！”。
我们回答说，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应该用官方的语汇来诠释。按照我国国务院的编制，文化建设是归属文化部管辖的，而科学研究则是归属科学技术部管辖的。所以，科学事业明显不属于文化事业。你若不信，请向文化部门申请物理学研究项目的经费试试看。
何祚庥又引用这份决议的另一段话“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样做的目的，是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解释说：“这里面不是明确地写上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吗？”
我们回答说，那是何祚庥对这段话的曲解。这段条文的原话说得十分清楚，“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在于“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使得学术研究人员和文艺创作人员，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规定的那几项“自由”的权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亦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起到的指导作用，是一种高层次的指导作用，并不含有直接干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意思。这里对于“学术和艺术问题”，只说要遵守的是“宪法规定的原则”，要实行的是那几项自由，并没有说“学术和艺术问题”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想，这样的写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的“正确发挥”，明显意味着应当避免作出非正确发挥，应该是吸收了过去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对遗传学、共振论和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理论进行的一系列错误批判的教训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双百方针”的正确诠释。
本文就是按照以上文件的规定，依法实行学术自由和讨论自由而写出来的。
三 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物理学研究的一个不成功的案例
当然，在上面引述的文件里虽然没有说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来直接指导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但亦没有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指导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声称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物理学研究的一个案例。
1960年，四位国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周光召，汪容，何祚庥发表了一篇文章《现代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学问题》。[11]这篇文章开头就说，“近年来，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声称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正确地评价这些重要的发现。并加以哲学上的总结……进一步探索研究基本粒子 [理论研究] 的道路。”
在这篇文章里，多处展开了对于“形而上学对基本粒子的看法”和“物理唯心主义”的哲学批判。我们对于这些言论暂时不作评论，只集中注意在文章后面提出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这个观点出发”不同意把“今天所有的工作都要集中到统一理论上去”这一论断，以及他们对于“今天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主流”，“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以‘色散关系’为代表的研究方向。……其次，是基本粒子对称性的研究。……第三，是弱相互作用的研究”的主张。他们这篇文章最后说，这一结论表示，“有了‘实践的需要’作为指南针，就不会迷失方向。”
这篇文章就这样明确提出把色散关系理论作为主攻的方向。他们的论据是如下的哲学分析：“色散关系……是从普遍的公认为正确的原理及对称性出发：如空间时间的洛仑兹不变性、么正条件、因果性条件等……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一事实……[和]物质不灭定律在微观世界中的精确表现。”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展望：“它既能满足实验的需要，也有可能发展出更深刻的基本粒子理论。”至于他们讲的“其次”的方向里的“基本粒子对称性质的研究”里的对称性，明白指的是宇称之类的对称性，不是指下文将要谈到的内部对称性。
可惜的是，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分析所主张的主攻方向进行。虽然当年色散关系理论盛极一时，但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实际上已经显出了强弩之末的势头。除了在雷其奇点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点进步之外，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过了不多几年，色散关系理论就走向了穷途末路。在今天的基本粒子理论里，除了雷其奇点还可能有点用之外，已经找不到色散关系理论留下来的任何痕迹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中的两位头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12]在题为“唯心主义的泛滥”的一节里极力反对“片面地夸大色散关系的作用”，并且批评“国内也有人盲目地追随西方物理学家，在累惹极点这一假设在实验上被否定之后，还大力去研究累惹极点。”我们对他们观点转变之快表示惊讶，亦对他们轻易否定雷其极点（即累惹极点）感到惋惜。
事情的发展与文献[11]的指导意见相反，就在第二年即1961年1月里，盖尔曼和尼耶曼两人独立地写出了称为“八重法”或者“么正对称性”的新方案，在他们不以为然的“统一理论”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从粒子内部对称性研究的突破，到1964年初夸克模型的提出，以及规范场论的发展，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就建立了弱电统一模型，取得了基本粒子理论中里程碑式的进展。那么，到底是谁“迷失方向”，就再也清楚不过了。
回过头讲，这个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物理学研究的案例的失败，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好，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给他们拿来这样用的。好比有人生病吃错了药，产生了不良的效果，并不说明那种药有什么不好，只是它原来就不是用来治他那种病的。所以，这个案例的失败，只能由文献[11]的几位作者负责，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
此外，任何探索性的科学研究的计划和项目，本来总是有可能成功亦有可能失败，这种事是很平常的。不过，把科学研究里遇到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在成败未卜的时候，就同某种哲学思想捆绑在一起，这种做法未免太不明智了吧。如果成功了固然皆大欢喜，不成功就会生出麻烦，出了问题亦会文过饰非，不许人家批评。所以，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尊敬，我们还是不要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说成以什么什么来指导的为好。
这篇文章里还有一句话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说：“有些理论家不喜欢从分析现有实验材料和总结现有理论的优缺点出发，而喜欢从‘个人的灵感’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唯心主义的作法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本文作者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这句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并且指的不会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的同行。
事实上，当时国内进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主要有三家：一家就是这几位作者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以前叫做近代物理研究所，今天叫做高能物理研究所）；一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有关研究室就是今天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一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那么，被他们戴上了“唯心主义”帽子的“有些理论家”，指的无疑就是在数学所和（或）北大的基本粒子研究组里的物理学家了。而且，从六十年代初期的情况看，数学所的理论家同他们一样，几乎全力以赴地在做色散关系理论方面的工作，只有北大的物理学家不久就转移了研究的主攻方向。因此，不难断定，他们含沙射影的的矛头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北京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我们在下一节里要讲的是，依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我们的回忆，说明被他们视为“唯心主义”的“理论家”是怎样很快就找到了适应于当时形势的正确研究方向，不仅收获了累累“好结果”，并且为“层子模型”的提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四 层子模型之前
北京大学物理系基本粒子理论组的领头人是胡宁先生。他在1947年至1948年旅居国外期间接连发表了几篇讨论S矩阵解析性的文章，在奠定色散关系方法的理论基础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3-16]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胡宁是中国物理学家当中对色散关系理论做过最大贡献的一位。
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上半年，我们北京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班上的几名同学在胡先生直接间接的指导下做的本科毕业论文，主要都是色散关系方面，包括当时最前沿的“双重色散关系”方面的工作。但是，在我们1962年下半年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胡先生的助教或者研究生以后，他没有要我们继续做他曾经做过重要贡献的色散关系方面的研究，而是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前方。他主要叫我们看两篇论文，一篇是费曼和盖尔曼关于弱相互作用的文章[17]，另一篇是盖尔曼关于SU(3)对称性“八重法”的文章[18]，还有就是对坂田模型等有关工作的了解。胡先生就这样引领着北京大学基本粒子理论组，率先把主要的方向转移到内部对称性即与基本粒子结构有关的研究上来。
起初我们对内部对称性的主要数学工具李群方法几乎完全不懂。靠着边干边学，不久之后就接连出了成绩。例如，我们在1965年第一期《物理学报》上发表的两篇关于用二秩李群研究基本粒子对称性的论文，无疑是国内在这方面最早发表的工作；其中一篇编辑部的收到日期是1963年12月15日[19]，另一篇是1964年1月2日[20]。由此可见，早在坂田昌一来华参加1964年暑期北京科学讨论会之前的1963年，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已经在基本粒子内部对称性这个研究方向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胡宁先生还同我们讲过，当他那次同坂田见面的时候，坂田还固守着他原来的模型，对我们已经在SU(3) 群“八重法”和夸克模型的方向上做研究感到十分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