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过几次反复曲折。
50年代初，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数量方面，或业务水平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低估知识界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充分发挥。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讲话，号召全党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向科学进军。这次会议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成果，不久就被一笔勾销。1957年的反右斗争运动，使我国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倒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改变了，资产阶级帽子又戴到他们的头上。
（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58年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3月至5月，毛泽东反复阐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他说明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无创造性的；一再号召学问少的人要打倒学问多的人，要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小知识分子自己起来创造。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58年5月，党刊《红旗》发表署名文章《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宣传陕西省醴泉县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只上过两年小学的丰产能手和育种家、27岁的王保京，称赞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新型科学家；他帮助人们打破了科学的神秘观念，打破了对科学家的迷信。[11]
5月22日，党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鼓舞劳动人民打掉自卑感，振奋大无畏精神”为总标题，报道了三位样板人物的事迹，同时配发了题为《科学并不神秘》的社论。这三位青年，除了前述的王保京外，还有只读过初中一年级的、36岁的防治白蚁的土专家李始美和只上过四年小学发明一台既能刨薯丝、切薯片、磨薯粉、铡猪草，又能打稻、打麦、打高粱、摘花生的农业机械“八用机”的青年农民曹文韬。社论说，李始美研究出来的防治白蚁方法的效果，超过了国际水平，比专门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方法还完善，打破了对学院式研究的迷信；王保京的成就，说明科学技术并不神秘深奥、高不可攀，大学教授能做，同样是人的农民也能做到。社论接着说，不要以为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或者得过什么学位的人才能搞科学，搞发明。历史上的中外重要发明家，大多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的那些人。社论号召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和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2]
《人民日报》的号召，正式揭开了许多土专家被吸收为学会会员，被聘请为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研究员的序幕。随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纷纷刊登土专家进科研单位、上大学讲坛的消息或专题报道。另一方面，许多专家被“拔白旗”，受到了批判。
（二）治白蚁的土专家当科学院的专职研究员
在竞聘土专家的大潮中，广东省新会县治白蚁的土专家李始美，成为一些昆虫学科研、教学单位争夺的对象。最后，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任为专职研究人员。他是在这次大潮中，被中国科学院接纳的唯—土专家。
1．李始美其人其事
白蚁是一类主要危害木材的昆虫。在我国长江以南，尤其华南、东南、西南等地区，它为害木质房屋、桥梁、铁路枕木、电线杆、船只、水闸、堤坝等等，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李始美走进了防治白蚁的领域。
1953年1月，一位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亲戚，委托李始美请私营白蚁行去他家除治白蚁。白蚁行索价昂贵，技术保密，盛气凌人。李始美为此下决心钻研防治白蚁的方法。这一年他30岁。从这时起到1956年6月，李始美攻读了许多昆虫学和有关白蚁的文献资料，接着在广东、广西、湖南的19个县市白蚁高发区，观察白蚁的生活习性，并对受白蚁侵害的两千多间房屋，数十座桥梁、水闸，80多艘轮船进行除治白蚁试验，从而了解了白蚁世界的秘密，找到除治白蚁的有效办法。在除治试验的过程中，李始美受到14家私营白蚁行联合排挤打击或威胁利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新会县会城镇人民政府帮助他解决了经费和试验工作用房等问题，多次鼓励教育他为着人民的利益坚持工作，使他没有因白蚁行的威胁利诱而动摇。
试验成功后，李始美没有把防治白蚁技术据为己有。他在会城镇人民政府举办的防治白蚁学习班上，无保留地把这些技术传授给学员。1957年12月，会城镇人民政府把这些学员组成防治白蚁工作队，镇长任队长，李始美任副队长。经过两个月苦战，工作队对全镇机关团体、企业、商店和住户的5036座房屋进行全面检查，对查出有白蚁为害的1388间进行施药除治，此外，还除治了九座桥梁、1560根电线杆的白蚁。一个半月后复查，会城镇的白蚁已被消灭，该镇被宣布成为无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和白蚁危害的“五无镇”。［3，4］
李始美根据实地观察，对白蚁生活习性和规律提出一些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白蚁蚁王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专门司繁殖作用的，另一种是管理兵蚁、工蚁等事务的；白蚁巢分主巢和副巢，副巢中的白蚁，一切行动都受主巢中的蚁王指挥。他还发现了蚁巢中的“吸水线”，将“吸水线”堵塞，四天内全巢白蚁就会因缺水而死亡。[5]、[6]
昆虫学家对李始美防治白蚁的成就给以高度赞赏和肯定；对李始美提出的若干新观点，认为很有价值，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
2．聘不聘李始美是方向道路问题
在1958年的政治大环境中，李始美同志身不由己地被接纳为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同时被中国科学院聘任为专职研究员。
1958年5月4日，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的范长江同志，在文化俱乐部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提出，像李始美这样的人，能不能当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他的潜他台词自然是肯定的。[7]5月20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持报告会，邀请李始美同志向北京科技界作报告。次日，北京昆虫学界集会欢迎李始美，集会由中国昆虫学会、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和中国昆虫学会北京分会联合主持。会上宣布中国昆虫学会理事会通过接受李始美同志为中国昆虫学会会员。[3]
但是，李始美同志受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过程并不顺畅。
在是否聘请李始美为特约研究员或专职研究员的问题上，当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昆虫学家们持谨慎态度。他们委婉地表示不赞成以此作为奖励或鼓励土专家的唯一方式。他们之所以不同意，既不是轻视、蔑视“卑贱者”，也不是认为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就注定做不了科学研究工作，成不了科学家。他们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一个考虑是，在防治白蚁的众多土专家中，实际存在着“浙江派”与“广东派”之争，很难说这一派一定强于那一派。就广东省防治白蚁的土专家中，除李始美外，也还有一些颇有建树的其他土专家。基于以上情况，在没有确认李始美就是防治白蚁土专家中的顶尖人物之前，聘请他一人，会不会引发出其他的问题。
另一个考虑，聘请李始美为研究员，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规章制度的修订、补充，研究员标准的重新界定等等问题，这些，都不是一个研究所所能自行其是做出决定的。
在讨论问题时有不同意见，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因上述意见有悖于毛泽东的指示，聘请不聘请李始美为昆虫研究所研究员，被上纲上线为方向道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