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不能不对最近以来十分活跃的人物传记研究投以赞许的目光，可以说，那些成功的人物传记研究将成为未来新的综合的先声。尽管至今尚有人对这类研究是否适于称为“科学史研究”表示质疑，但这只能说明质疑者本身还囿于某种较为刻板的科学史观而不能自拔。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关于科学发展研究的一些学科（如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必须突破诸如“科学共同体”、“研究传统”、“客观知识”之类的概念所能刻划的那种“科学”的疆界，在对科学之树的最小的活细胞——个别科学家的整体行为——实施显微研究的同时，探寻某种更大规模、更深刻的综合型研究道路，才能为它们自己拓展出更宽阔、更自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科学的最基本、最丰富的特性正是体现于生活中的每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乃至于社会活动之中。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个别科学家的整体行为之中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所谓不同“范式”之间、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才有可能将它们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揭示出来，才有可能促使以往的各种分立性的研究融合成某种连贯的整体性的解释与说明。应该看到，非科学的因素、伪科学的因素时常出没于科学家的科学行为之中并对之发生着或隐或显的作用；在一个科学家的内心世界里，不合逻辑、非理性的、来自意志的想法与那些合逻辑的、理性的想法交织成一个整体，并且时常在这个思想整体的生长或演化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类似于催化剂或开关因子的作用。
人物传记研究因其本身的性质而必须对某一位科学家的各方面的活动与行为——无论是科学方面的，还是非科学方面的——作出全面考察，事实上，它所面临的必定是某种综合性的研究。因此，它在选择史料方面不受内史与外史之分、思想史与社会史之分的限制，这便为这类研究者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历史文献撤去了种种人为的障碍。但是，由于现有的、可供选择的编史方法均不足以担当起梳理人物传记研究所面临的如此复杂的文献系统的任务，研究者们不得不自己去探寻适当的编史方案并且在此方面遇上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新障碍，以致我们至今仍很难见到内在一致的、真正成功的科学家传记研究。以牛顿传记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多年以前，巴特菲尔德曾告诫牛顿研究的参与者们要将牛顿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理解，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以此为目标来进行研究的学者或学者群却为数甚少；韦斯特福尔应该说是这少数人中间最突出的一位，但是，其批评者们只是承认他对牛顿思想与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却无意承认他的长达千页的牛顿传记《永不停息》真正揭示了牛顿其人及其整体思想、工作体系。显然，仅仅靠分析并不能通向综合，正如日光的解析与还原一样，在科学史研究中，我们要用“三棱镜”，也要用到“聚光镜”。
值此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在此呼吁同仁更多地关注在本文中被讨论的两大问题：科学史研究是否必须走向新的综合？如果是，我们应该怎样促使它走向新的综合？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而本文的答案以及它关于科学史之价值与编史原则的见解是：科学史研究唯有通过某种新的综合才能完成对其以往的一页历史的超越，为此，它应该将视线更多地投向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小写的科学及其生长氛围，以充分地了解科学相应于时间、空间以及人物的种种特殊性或个性，并以此理解全部科学史，以此表现科学史家对某种合乎人性的（人性≠理性）、大写的科学的美好渴念——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科学史不单单研究知识或思想的生长历程，它也研究人、研究“科学家”作为一广义的集合名词所能包容的形形色色的个人（不仅仅只是成功者）与群体（并不特指所谓“科学共同体”），这样，它既是一种历史学，也是一种人学，它既揭示人类思维结构（其要素并非全是合逻辑的或合理性的）及其生长历程，正因为此，它也揭示着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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