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１９５５年，加菲尔德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②ｅ］表述他创立这一工具的设想。其中，除了作为一种对科学文献的主观控制的新方法之外，他尤其提出，当人们试图评价某一特定工作的重要性和对文献的影响时，这种工具对历史研究将有着特殊重要的用途。同对科学文献数目的简单计数等计量研究相比，引文数据显然对科学论文的“质量”反映了更多的内容。当然，被引证次数多的论文其影响和重要性一般是更大的，这种判据目前在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中仍被应用。但加菲尔德也认识到，在特定的时期内，若只以此作为标准，那么，象李森科之类的人就会被当成最伟大的科学家。因此，只是对那些能谨慎地评价数据的历史学家，这种数据才会最有重要性。而只按被引证次数或发表论文的数目来划分等级，是决不会达到一种客观的关于论文的“重要性”的判据的。至于就他本人来说，对历史研究中引文数据的特殊兴趣，则是集中在用计算机来构造“历史图”的作用上。［①ｆ］
１９６４年，加菲尔德等人便利用１９６１年的《科学引文索引》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科学史研究。［②ｆ］正如他们所讲的那样：“这项研究的进行是要考察和检验用来撰写科学史的新的方法论……引文网络技术确实为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我们相信，这种工作方法可能对未来的编史学有重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引文索引是一种对历史学家有用的、有启发性的工具。在他们的假定中，认为科学史是事件的编年序列，其中每一发现都依赖于更早些的发现，科学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描述事件，并为在事件之间的联系提供看法，而这些事件对于未经训练的观察者则似乎是彼此独立的。他们以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Asimov）的一本关于ＤＮＡ的历史的著作《遗传密码》作为出发点，找出其中描述的发展所涉及的特定论文，并构造了一个为阿西莫夫所描述的４０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们对应于引文网络图中的“结点”）构成的拓朴网络图；然后，再利用《科学引文索引》中的相应数构造了另一个类似的拓朴网络图，并将二者相比较。结果，在他们认为是由历史学家所作的“常规或传统的主观分析”与体现了事件间的引文关联的“客观的引文或文献目录的分析”之间，也即在这两个网络图之间，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结论是：“对于探索历史的相关性，引文模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有价值的手段”。
在引文分析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是１９７３年由斯莫尔（H.Small）等人引入的共引（co-citation）分析［③ｆ］所谓共引，是指作者Ａ同时引用了作者Ｂ和作者Ｃ的工作，这表明，在作者Ａ看来，作者Ｂ和作者Ｃ的贡献是相关的。而一对出版物为其他人共引的次数，则被定义为共引强度。通过这种计量的分析，可以在给定的文献群体中对文献间的联系进行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并辨识出特定时期某一专业领域的“核心”贡献。例如，斯莫尔就曾在１９７３年用此方法对粒子物理领域进行过研究。当然，由于这种方法对《科学引文索引》这种工具的不可缺少的依赖，显然限制了它对更早期的科学史研究的应用。
随着引文分析方法的发展，已有若干的科学史研究应用了这些计量方法。但是，对于在科学史中利用引文分析的方法，也有许多批评。问题主要也是集中在其背后的假定方面。首先，作为对“智力债务的偿还”，引文成为标准的科学规范之一，但问题是这一规范是否真正为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和实践中所遵守？在实际中，引文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所有的引文都是按规范的标准来引用的，有时甚至与科学的交流毫无关系。例如，引文有时会是“装饰性”的，即为了加重论文的分量，引用了许多对所研究的工作并无实际重要性的文献，而这种情况在现代科学论文中是相当普遍的；有时，引文又是出于同事间人际关系的考虑，或是为维护某一学派的利益，或是迫于某种压力。１９７５年，有人通过对《物理学评论》上３０篇论文的研究发现，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参考文献是多余的，约五分之二的参考文献是敷衍性的。另一方面还有不引用的问题。现代科学建筑在早期科学的经典结果之上，许多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知识，通常是不被体现在引文中的。由于对优先权的考虑或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可能导致不引某些本应引用的文献。至于在科学界实际存在的或多或少的有意剽窃中，就更不会引用那些构成剽窃基础的出版物了。科学社会学家加斯顿（J.Gaston）在研究物理学中对优先权的竞争时，约５０％被访谈的物理学家认为，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应被引用时而未被引用。其中有一物理学家甚至指出，通常出现的情况是，那些发表文章不多的人将不提你的工作，因为使他们的文章发表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提先前已做了同样工作的文章。
除了科学家在引文时有各种不规范之外，引文分析方法所强调的，是一种科学研究中“正式的”交流，是对科学的本质的一种“合理化”的看法。而有人则指出，在实际的科学工作中，更重要的是不通过发表文献的“非正式”交流，因为科学家们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的信息交流网络，才能跟上科学共同体当前的科研活动。［①ｇ］引文分析方法背后的假定中这些问题，使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虽然引文分析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计量方法对科学史研究具有“启发性”的作用，但由于科学交流中存在的复杂性，仅仅依靠引文分析的技巧，是难以展现科学发展的完整图象的。
四、小结
不论是在一般历史学中还是科学史中，引入计量研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要使研究更加“科学”、“精确”和“客观”。正如加菲尔德等人所讲的：“历史学家在描述科学的进步时，局限于他们自己的经验、记忆和可用文献的恰当性。他们的主观判断预先决定了事件发展的历史图象。”［②ｇ］但是，那些为追求客观性而使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需要意识到：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他已建构了他自己的‘事实’，他的研究的客观性不仅依赖于他阐述和加工这些事实时对正确方法的使用，而且依赖于这些事实对其假设的相关性。”［③ｇ］如前所述，在科学史研究对计量方法的应用中，正是由于其背后各种假设的不恰当，导致了计量研究与所追求的客观性的背离。
在对科学增长的计量研究中，对计量指标的选取，实际上涉及到科学哲学等学科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的增长和科学家的理解及定义等等相关的问题。在目前的各种理论中，对于这些概念的探讨仍可说是众说纷纭。传统的科学史研究利用描述和叙事的方法，给出的虽然表面上是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科学发展图象，但它们与这些基本概念难以精确表述的背景却是相容的。而利用有争议的指标来进行的表面上“客观”的计量研究，则也许并未反映出人们希望要了解的内容。至于科学史中对科学交流的计量研究（主要是通过引文分析方法），其背后假定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地是与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对科学活动之研究的不完善相关的。这些困难和问题的存在，也就导致了科学的发展是否能以定量的方式来进行计量研究的争论。
与一般历史学一样，科学史是一门人文学科。６０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Schlesinger,Jr）在与计量史学家的争论中曾断言：“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的回答是，所有重要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它们不能用计量的方法来回答。”［①ｈ］当然，这样的观点是过于极端了。实际上，在科学史中对计量方法的引进和应用的确是一种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扩展和进步，并具有启发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计量方法在应用于科学史的研究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所得的结果与应用者的初衷之差距。总之，“在任何情况下科学计量都不能单独成立。若它要有任何历史价值的话，那么它必须被看作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一种补充，偶尔地也是一种修正。”在具有这种意识的情况下，“若在与其它方法的结合中谨慎地利用科学计量，它就可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对现代科学的研究中。”［②ｈ］
①ａ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１页。
②ａ F.Furet,Quantitative History,in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eds.by F.Gilbert et al,W.W.Notron Company,pp.45-61.
③ａ 王小宽，《国外计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史学理论》，１９８７年第４期，第１２３—１３３页。
①ｂ A.Thackray,Measurement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in Toward a Metric of Science,Y.Elkana,et al,eds.A Wiley-Interscience Pubication,1987,pp.11-30.
②ｂ F.J.Cole and N.G.Eames,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Anatomy:A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Science Progress,11(1917),578-596.
③ｂ T.J.Rainoff,Wave-like Fluctuations of Creative Product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uropean Physic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rry,Isis.(1929),287-319.
④ｂ 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⑤ｂ D.J.de S.Price,Science Since Babyl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⑥ｂ 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宋剑耕等译，世界科学社，１９８２年。
①ｃ D.J.de S.Price,The Analytical (Quantitative) Theor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in On Scientific Discovery,M.D.Grmek,et al,eds,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0,pp.179-189.
②ｃ G.H.Gilbert,Measuring the Growth of Science:A Review of Indicators of Scientific Growth,Scientometrics,1(1978),9-34.
①ｄ 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宋剑耕等译，世界科学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４页。
②ｄ 金观涛等，“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１页。
①ｅ 克兰，《无形学院》，刘ｊùｎ＠①ｊùｎ＠①等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６页。
②ｅ G.Garfield,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Science,122(1955),108-111.
①ｆ E.Garfield,Citation Indexes in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American Documentation,14(1963).289-291.
②ｆ E.Garfield,et al.The Use of Citation Data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c.1964.
③ｆ 参见丁学东编著，《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３５７页。
①ｇ D.Edge,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Communication in Science:A Critical Review,History of Science,17(1979),102-134.
②ｇ E.Garfield,et al,The Use of Citation Data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c.1964.p.1.
③ｇ F.Furet,Quanritative History,in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des. by F.Gilbert et al,W.W.Notron Company,pp,45-61.
①ｈ 参见王小宽：《国外计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史学理论》，１９８７年第４期，第１２３—１３３页。
②ｈ H.Krag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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