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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开放的科学史研究——关于科学史学科性质的思考(1)-科技哲学
来源:  作者:王大明 郭继贤  点击:次  时间:2002-01-2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http://www.ihns.ac.cn/members/liu/doc/func.htm
[3]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wugsh/fields/academic/3.htm
[4] 蔡克娇、管成学:“《甘石星经》是一部伪书考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5期。
[5] 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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