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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科学编史学意义上的理
来源:  作者:章梅芳 刘兵=  点击:次  时间:2002-01-2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以医学史为例,要研究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从女性主义编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必须进行古代女医的发现、填补研究。然后还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规定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实际运作与性别制度、观念的规范之间的差距、男医与女医的个人身份认同、医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医形象”等问题,分析古代各种医学话语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观性,重新思考古代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假定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别盲点的科学史中被考虑到的内容。医学史的情况如此,其他学科史研究的情况也如此。
第二,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p.4)社会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除了会发现传统科学史研究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之外,还能对传统科学史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问题,从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入手,得出与前者不同的结论和评价。
笔者曾以第八届东亚国家科学史会议论文集中的两篇医学史论文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篇论文考察的都是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但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体而言,其中一位学者通过对古代女医的医术技能、医学教育和医学地位等的分析认为:古代一些下层女医在医术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医得到的尊敬一样。这些结论限于文献表面文字的搜集和总结,没有对文献作者及其意图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古代记载女医的文献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简单地从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结论也鲜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学者则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医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认为得到尊重的女医只是少数有家学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认为文献材料的男性作者们对女医的医术和道德进行了诋毁,并认为诋毁的背后掩藏着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与男医共有的对女医的排斥立场和意图。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不同女医之间的差异,以及医学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17]这种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因有无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于医学的社会性别维度的认识的差异所导致的研究风格与结论的差异,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义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隐喻分析、解释学方法和深度访谈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别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中,隐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关键方法。因为隐喻常常表达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方式,通过对科学中涉及到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学史中的性别关系结构。
第三,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引起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除了对传统科学史研究的
视角、方法和内容等产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支撑在其背后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超乎社会之外的知识活动,它与
性别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联,即使科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科学之外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科学领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学观基础上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则把科学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历史,且这一历史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女性主义科学观则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18]
可见,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看来,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是其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相互结合、加强的历史,传统的科学编史学将科学看成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因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性别等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不仅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形成是负载了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随着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引入,这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将会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史”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情景及其与多种社会因素,尤其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 余论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兴起的重要思潮,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对话。[19]
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它们都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问题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因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学史,对于身处第三世界,具有性别研究盲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然而尽管如此,国内科学史界对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视或误解的态度,为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给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强调以边缘人的视角对主导地位的科学建制进行批判、审视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学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同传统科学史研究一样,是男女主体都可从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学中的妇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直接关涉女性主题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判断的标准在于社会性别视角和批判性分析维度的运用。 ([14], 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学,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与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势边缘的“科学”取代它,而是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国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后者的关键在于对帝国科学文化的殖民化性质进行揭示与批判。第六,采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方法,并不表示抛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文献考证与分析等仍将是具体研究过程中重要方法。第七,不是在西方可能过时的理论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美国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欢迎,言下之意,我们没必要去关注和研究。首先,对某个思潮或流派的历史研究并不会因为其过时而停止;其次,在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些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思潮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将其弃置一旁,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再次,我们还可以提问:在当下并不过时的思潮又是什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也远非易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我们可以照搬来应用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需要做冷静的分析,要时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科学及科学观的特殊性,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别制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和特性,立足于本国具体情境,在避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谨防后殖民主义文化对我们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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