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些学术专著、论文集、机构史、学科史、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作品中也融进了相关的研究。如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科学·哲学·社会》，赵红州的《政治科学现象》，樊洪业的《科学业绩的辩伪》，陈建新等的《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钱临照、谷羽的《中国科学院》，路甬祥的《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李佩珊、许良英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第二版），许良英、方励之主编的《爱因斯坦研究》，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黄顺基、周济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等等。这些相关研究，拓宽了视野，活跃了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困境
几十年来，国内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国史和党史研究中其他领域相比差距较大，面临着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欠缺。目前所依据的一些资料，绝大部分都曾是公开出版过的，内部资料比较欠缺。尤其是档案材料，所能看到的微乎其微。“大鸣大放”和“文革”期间的许多大、小字报、传单当时没有很好收藏，现在也没有进行广泛征集和整理。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所知道的重要情况极少有人采访整理。尤其是参加这场运动的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如乐天宇这样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去世前却也没有人对他进行采访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重要资料也将随之散失。因此，应尽快加强口述历史资料的抢救。最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接的“知识创新工程”中把“50～70年代自然科学批判运动资料整理”立了项，三年后将有成果面世。当然，在资料搜集和整理中，还应尽量避免错讹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坚实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才能保证研究成果不至于空洞无物。
2.理论深度不够。有关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成果尽管不少，但真正有学术见解，能够做出深入分析的理论成果不太多，甚至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成系统的理论专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存在着选题重复、资料陈旧、重述轻论、观点雷同的不足。如对历史不厌其烦的叙述，对资料人云亦云的罗列，而对深层的原因则缺乏深入的探讨。
3.视野狭窄。对于研究的对象，从涉及到的学科上看，主要局限在遗传学与相对论两个领域，对其他领域则少有关注；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从被研究的人物上看，主要限于上层的科学家、政府官员和中央领导人。而对各省、市、地、县以及底层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有关情况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据笔者所知，除了工厂之外，这场运动实际上涉及到了全国许多乡村，一些偏远乡村的农技人员甚至成了“摩尔根分子”、小学民办教师也成了“爱因斯坦黑线”上的人物。随着“五·七”干校的开办，以及一批科技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被扫地出门、关进牛棚、遣送回乡，这场批判运动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乡村不断得到继续。如果不对这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就难以看到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全貌，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片面的和抽象的。没有研究的广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
4.方法陈旧。从公开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来看，几乎清一色采用的是传统史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实际上，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SSK）、现代历史学（如“格群分析”理论）、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解释学、符号语言学、现代政治学、科学哲学等学科中，都有比较成熟的方法可以借用。在海外，就有不少学者用知识社会学方法、符号语言学方法以及后现代主义语境方法等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即方法”，如果在方法上有了突破，那么国内的研究自会有另一番“百花齐放”的景象。
5.缺乏国际学术背景。在西方汉学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非常热门，尤其是对“文革”的研究硕果累累，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中国的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美、日、英、法和瑞士的学者都有所研究，一些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台湾岛内学者也做了相关工作。然而，国内至今仍然没有这方面的评介，更没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不了解国际学术背景的研究，只能是闭门造车。因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内外学术界的直接对话，将有利于弘扬学术研究的开放精神，使国内目前的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
6.对某些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价问题。如，如何看待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作用？从公开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来看，几乎是千篇一律地认为，这是一次开得“相当成功的学术会议”，是一次“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宣言”，是一次“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盛会，起到了“伸张正义”的作用等等。然而，这次会议的效果究竟如何呢？随后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作出了事实上的回答。所以有人认为，这次会议从根本上说算不上一次学术会议[4]（第38—41页），甚至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引蛇出洞”[5]（第740页）。此外，还有对“米丘林”学说的客观评价问题。 乐天宇以及当时运动中的一些“走红”人物，其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作实证研究，过多地使用情绪化的语言、缺乏学术上的冷静和思辩，无疑将会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引向歧途。
7.思想禁区有待突破。目前，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研究，学术界亟需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加强学术自主性。如时至1996年，任元彪等对几位科学家的采访录音未能被受访者允许公开发表；在1986年举行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纪念会”上也有几个发言未被当事人允许公开发表；近几年，有些博士候选人试图以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为主题做学位论文，但由于思想上顾虑重重，害怕拿不到学位而最终放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学术界多年来形成的杯弓蛇影、作茧自缚的心态，但总还是让人隐约感到政治干预学术的不良后果。因此，坚持“双百方针”仍然任重道远。
8.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产生原因的分析过于简单化。这场运动历时近30年，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技界和教育界。产生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政治意识形态、东西方“热战”和“冷战”、技术霸权、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等都有着一定的关系，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根源。然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苏联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政治与学术、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关系问题上。如此，将不可能有学术上的 真正突破。
9.研究人员结构不合理。从学圈上来看，几十年来，基本上是自然辩证法学圈内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而且以这场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居多。尽管他们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文献和资料，但由于许多人身处历史的漩涡中，甚至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以及后来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偏见，甚至情绪化的语言溢于言表。这些因素无形中制约了研究的客观性。
因此，应尽快打破自然辩证法这个小学圈，让其他学科的学者融入进来，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让他们以历史审视者的身份，以全新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和学术方法，更加客观冷静地对这场运动进行重新拷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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