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及其影响的分析是TA的基本内容。建构性TA虽然避开了仅对技术后果进行静态评价，但预警的功能依然存在，且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选择。我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人类认识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问题，而将问题集中在技术评估上。作为技术决策的依据与实际构成，TA在认识论维度上的悖论主要存在于有限理性和隐性知识两方面。
其一，技术评估的目标是发展更为全面的技术，但决策者不可能知晓所有可选方案，而且对各方案的可能后果无法做出精确的估计。西蒙将理性的约束因素归结为5条；不完备和不完全的信息，问题的复杂性，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决策的时间限制和针对组织目标的争议[23]。这些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与现实的无限可能性构成一对矛盾，使技术评估常常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表明了人类对技术进行评估和控制中的尴尬；技术的后果在其发展前期难以预测，故虽可以进行控制却不知如何控制；随着技术发展，其影响逐渐明显时，虽知如何控制却很难对其进行控制[24]。
其二，TA需要各种观点的交流沟通，而技术评价与决策过程所依赖的不仅是科学的推理分析，更依赖于参与者的经验、兴趣和世界观，这些知识常常以隐性状态存在。波兰尼(M.Polanyi)认为隐性知识占据了人类知识中的大部分，而在评估领域，隐性知识的影响尤为明显。TA不仅仅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技术决策过程对人类兴趣和世界观存在直接依赖，这些兴趣和世界观并非总是外显的，而常常表现为工程师做决定所依赖的隐含性的综合背景[25]。因此，如何协调不同的观点，最大可能地获得“正确”认识，是TA中始终存在的问题。
5.2价值观上的内在悖论。
前面谈到了预警性TA中的价值渗透性，这在建构性TA中同样存在。TA所关注的不单纯是技术自身，而是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这无疑需要做出价值上的判断与评价。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异质性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国家地区对同一项技术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会对技术及其后果给出不同的解释并给技术带来不同的建构导向。因此，与基本属性相对应，TA在价值观上的悖论来自于分析预测中多元价值倾向的分野和建构技术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给技术带来不同影响的冲突。如Schot和Rip将TA主体划分为三种角色：技术方面、社会方面和调节方面[12]。不同的角色对技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技术角度的参与者更重视技术的先进性与效率性等，社会角度更重视技术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生活生产方式等产生的影响，调节角度则考虑得较为全面，倾向于折中。因此，TA公正、客观的标准便难以划界。而倘若TA提供给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技术选择，那么TA多样的结果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被实施。
技术的社会化过程受到来自于政治、文化、心理等因素的整合作用[26]，每一时代的主流技术范式以及它的属性和特点，都深刻地融入那个时代的社会属性和特点之中。TA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技术、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整体最优，在技术决策中如何扩展民主，协调多元的价值取向，增强政府、专家、企业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使技术发展面向公众，而不是基于私人利益的决策，是TA一直在努力，但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与之相关，TA只能提供关于技术选择的更多的信息，却不能对技术选择的权力基础带来直接影响。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TA中的矛盾使TA容易沦为权力的附庸，即TA的结果往往在符合权力占有方的利益时才会被采纳。OTA曾是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将技术信息转换为公众语言以争论和决策，但这种客观中立的做法最终并未得到国会的支持。TA面临的不仅是技术上的合理性，而且是政策上的可行性。TA如何对政策来说是中肯的，而又不从属于政治系统？如何符合技术中的科学规律而又不与政策无关？因此，TA需要的是对现行发展政策与技术方向的有机结合，而不仅仅是完全科学性的分析，或是流于为既定政策服务的工具。
6.技术评估；有效实施的若干建议
尽管TA对于技术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是毋庸质疑的，但TA中的悖论将长期存在。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消除TA中的基本矛盾，而在于如何有效的协调。未来TA理论研究和实践重点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
第一，广泛吸收公众参与。广泛的公众参与是TA客观性与公正性的保证之一。“公众”意味着拥有不同观点，不同价值观的个人和群体。TA组织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参与进来，比如可利用互联网网页、相关组织、民意调查、座谈会以及传统的建议板等形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群体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能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要求。
第二，增强TA过程和结果的柔性；一个TA组织应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如简报、摘要等，而不是像OTA那样一定要提供“圆满”的报告，其缺点在于时间滞后，长而不实用（OTA的报告一般需要18到24个月，每份报告200多页）[27]。在TA中，要善于根据不同的目的去寻求合适的评估过程与方法，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必遵循僵化的程式。
第三，加强与政策和立法系统的结合。如前所述，TA的结论要对现实发挥指导作用，需要通过政府以政策或立法来执行。离开了政府与立法系统的支持，TA只能作为一种苍白乏力的研究，最终会走向衰亡。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TA组织，其研究活动一方面要关注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积极导向政策，参与到技术发展的实际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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