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时期，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剧增，科技政策和咨询的范围扩大，并实施了影响深远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是来自MIT的魏斯纳（Jerome B. Wiesner）。在他的领导下，PSAC继续保持着高度的影响力。
在空间政策方面，PSAC最初反对阿波罗计划，但后来参加咨询，保证其成功。在核政策方面，PSAC与肯尼迪总统一起促成了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在环境政策方面，1963年PSAC的《杀虫剂的使用》是就卡尔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给总统的一个重要报告，不仅肯定了卡尔逊提出的环保警示，而且直接促使了联邦环保政策的改变，是PSAC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肯尼迪时期，科学技术开始在政府最高层体制化。1962年，科学技术办公室（OST）成立，设在白宫总统府（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OST的职员成为为总统科学顾问、PSAC、FCST提供支持的长久职员。评价和协调的职责原来赋予了NSF，但从来没有实施，现在则转移到OST。
（三）约翰逊时期（1963-1969）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他任命由魏斯纳推荐的布朗大学化学家霍尼格（Donald Horing）为总统科学顾问。约翰逊时期，他的行动议程被两大事件占据着：对内大力实施他的 “伟大社会”纲领，积极推行各项社会经济改革，对外则扩大了越南战争。约翰逊时期，整个联邦研究发展经费只增长了10%(事实上停止了增长)。不过，像肯尼迪一样，约翰逊积极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增长，反映了霍尼格一定程度的影响。
PSAC支持约翰逊延迟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的做法，并在环境质量和世界粮食难题等政策质询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越战的继续和PSAC坚持反对越南战争，总统与PSAC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受到了损坏。
（四）尼克松时期（1969-1974）
尼克松刚就任总统时，还非常重视科学咨询，他任命在科学界和政策界都有很高威望的杜布里奇为总统科学顾问。不过，杜布里奇为人正直，不太理会白宫的政治风格，与总统接触不多，也没好好与白宫幕僚搞关系，在当时科学家普遍反对越战的情况下，不久就被尼克松及其助手视为科学界的代表，而非政府幕僚，自然是反对他们的人。尤其是，杜布里奇和PSAC公开反对总统提倡的超音速飞机（SST）和反弹道导弹项目（ABM），种下了双方分裂的种子。1970年，杜布里奇离职。出于1972年大选赢得科学界支持的考虑，尼克松继续保持科学咨询机制，他出乎意料地任命了大卫（Edward E. David, Jr）——一位来自工业界的工程师担任总统科学顾问。大卫既不是科学界权力精英小圈子中的人物，也不为华盛顿政治界所熟悉。这显示尼克松对反对他的科学界的不信任。不过，大卫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与白宫高级官员在国家安全等议题上有过很好的合作。
尼克松政府第二任开始（1972年１月20日）后，通过《1973年重组法案》废除了OST，白宫科学顾问和OST的民用方面的职责转到NSF，安全方面的职责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NSF主任斯蒂夫（H. Guyford Stever）成为尼克松的第三任总统科学顾问，事实上成为“看守”的地位。斯蒂夫非常清醒，他像任何一个希望留任的官员一样，努力工作，积极拥护总统的各项主张；同时，为将来的复兴，努力保持总统的科学咨询能力。
（五）福特时期（1974-1977）
1974年8月９日，随着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的辞职，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福特与前任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其中之一是十分重视科学咨询在国家政策中的作用，恢复了科学咨询在白宫的地位。他与国会密切合作，促使国会于1976年通过《1976年国家政策、组织和优先顺序法案》，此法案为总统科学咨询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法案规定继续在白宫总统府内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的办公室，更名为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明确了OSTP是咨询机构和协调组织，而不是资助组织。但是，法案没有恢复重建PSAC。
（六）卡特（1977-1981）和里根（1981-1989）时期
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是普雷斯（Frank Press）。从普雷斯之后，科学顾问的职责非常明确，就是为总统服务，而不是代表科学共同体。虽然没有正式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但普雷斯依靠非正式的机制，依靠科学共同体，非常有效地为卡特总统提供科学咨询。
里根总统在任８年，前后有3名科学顾问，基沃斯（George A. Keyworth II）、麦克塔格（P. McTague） 和格雷厄姆（William R. Graham）。其中，基沃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他大力拥护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计划（SDI，俗称星球大战计划），深得白宫幕僚的信任。
（七）乔治•布什时期（1989-1993）
乔治•布什(老布什)总统时期，白宫总统科学咨询的作用得到极大的提高。布什上任后两个多月后，即任命耶鲁大学的阿伦•布朗姆利（D.Allan Bromley）教授为总统科学顾问兼OSPT主任，并把其地位提升为总统助理，成为一名内阁成员。在布朗姆利之前，总统的科学顾问都是总统的特别助理，比总统助理地位低。同时，布朗姆利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内政策委员会（DPC）和国家经济委员会（NEC）的委员。布什总统又重建了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其地位相当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PSAC不同，PCAST的成员不再限于物理学家，来自更多的学科领域；同时，相当一部分代表来自私营企业，以更充分地听取私人部门的意见。与PSAC相同的是，PCAST可以直接向总统汇报。随后，布什政府又重新调整并加强了联邦科学、工程与技术协调委员会（FCCSET），使之在协调政府跨部门之间的科技政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内阁级的总统助理，布朗姆利有资格参加所有的内阁会议，为布什总统提供从海湾危机到美国国内预算冲突等重大事务中有关科技问题的建议，对总统的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布朗姆利对布什政府的科技政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一，提出了高性能计算与通信、生物技术研究、新材料研究、数学与科学教育等五个跨部门的综合性国家科技计划，使科研活动围绕国家目标而不是部门目标开展，以增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从而继续保持世界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又正式提出了先进制造技术计划，构成美国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6大计划；第二，提出了美国技术政策，强调政策导向从为联邦部门使命服务发展技术向促进私人企业发展技术转移；第三，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启动了与G7伙伴一年两次的非正式会晤，并带头建立了大科学论坛。
（八）克林顿时期（1993-2001）
克林顿总统在位8年，不论是在目标上还是范围上都大大扩展了前任政府的科技政策，做出了许多创新。这其中首先要归功于他事实上的科学顾问——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Jr.）。戈尔自1976年进入国会以来，长期主持主要的科学委员会工作，非常了解和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克林顿政府时期科技政策强调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基本方针即出自戈尔。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科学顾问是约翰•吉本斯（John.Gibbons, 1993-1998），曾担任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主任十年之久。吉本斯在系统表达和协调联邦科技政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继任者莱恩（1998-2001）是NSF的前主任，是一个出色的游说家。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共和党在国会占统治地位，经常阻挠政府的计划，莱恩在促使国会通过政府的计划做了大量的工作。
（九）乔治•W•布什时期（2001至今）
乔治•W•布什（小布什）总统上台不久即宣布退出1997年缔结的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引起美国科学界一片不满和抗议。在2001年上任后的近一年里，小布什一直没有任命总统科技顾问，这一现象被《科学》杂志评为2001年度世界最大的科技丑闻。在“9.11”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0月9日），布什任命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主任、物理学家马伯格（John H. Marburger III）为总统科学顾问和OSTP主任。马伯格就任以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动员科学界为总统的反恐战争服务上，并为恢复政府与科学界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布什总统的科学顾问系统地位大为降低：自OSTP建立以来，只有小布什政府只任命全部副主任的两位；OSTP从白宫内阁办公室搬出，搬到离白宫不远的宾夕法尼大道的办公楼；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的决策，并不是出自OSTP，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4]
表一：美国总统历任总统科学顾问(1951-2007)
总统 总统科学顾问 年份
杜鲁门 巴克利 1951-1952
杜布里奇 1952-1953
艾森豪威尔 杜布里奇 1953-1956
拉比 1956-1957
基利安 1957-1959
基斯恰考可夫斯基 1959-1961
肯尼迪 魏斯纳 1961-1963
约翰逊 魏斯纳 1963-1964
霍尼格 1964-1969
尼克松 杜布里奇 1969-1970
戴维 1970-1973
斯蒂夫
(NSF主任) 1973-1974
福特 斯蒂夫
(NSF 主任，1974-1976) 1974-1977
卡特 普雷斯 1977-1981
里根 基沃斯 1981-1986
麦克塔格 1986
格雷厄姆 1986-1989
布什 布朗姆利 1989-1993
克林顿 吉本斯 1993-1998
莱恩 1998-2001
W•布什 马伯格 2001-
来源：W.T.Golden.1993.Science Advice to the President，AAAS Press p.10（补充了1993年后的情况）
五、结 论
美国总统科学咨询机制的设立有客观基础，是科学咨询与国家最高决策在制度上的结合，为美国的最高决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建立了科学界与政府沟通和合作的桥梁。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科学家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在总统层次上设立科学顾问的客观需求
在总统层次上设立科学顾问是国家最高层决策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作用日益提高的表现。从“二战”开始，科学技术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国家政策的许多重要议题中，科技因素与政治、军事、经济紧密地连在一起，科学咨询成为总统制定国内和外交政策时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期和肯尼迪时期，出现了新的议题——国家安全和空间新的议程，这使得科学技术因素在最高决策中的重要性突现出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科学技术更加扩展到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和卫生政策国家政策的方方面面，总统的决策和政府管理已离不开科学咨询。即使当年尼克松总统废除了白宫科学咨询机制，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废除总统科学咨询，而是把它转到NSF。
总统科学顾问成为政府最高层决策的组成部分，为总统在与科学相关的政策方面提供咨询。他的咨询工作范围基本上包括“含有科学因素的政策”（Science in Policy）和“为了科学发展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这一思想由哈佛大学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教授于1962年提出的，并由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魏斯纳于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用于表述联邦的科学技术政策。[15]。第一类政策是指政策议题的内容基本上是政治的或管理的，但深深依赖于技术因素，例如，禁止核试验、裁军政策。这一类的咨询工作是运用科学家专业技能分析其中科学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类是形成管理和支持国家科学事业的政策、选择和评价实质性的科学计划／项目。布鲁克斯指出，不可能在两者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限，例如关于禁止核试验谈判——肯定是“包含科学因素的政策”议题——直接导致联邦政府加强支持地震学研究的具体建议，即对一个具体领域的具体建议，这显然是“为了科学发展的政策”。相反，开展国际地球年（an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活动的建议，明显是激动人心的科学提议，但它包含着相当重要的政治考虑，在许多方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16]
布鲁克斯的思想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揭示了科学与其他政策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它的优越之处在于突出了“包含科学因素的政策”在科技政策方面的重要地位，揭示了科学可以改进决策、决策需要科学、科学和决策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为总统科学顾问的作用提供了概念基础，而且扩展了对国家科技政策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各国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实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二）总统科学顾问的职责和作用
《1976年国家政策、组织和优先顺序法案》为总统科学顾问奠定了法律基础，明确了总统科学顾问的主要职责是：（１）在白宫总统府内，对需要引起政府最高层决策的科学、工程和技术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２）对国家关键领域包括的科学技术方面需要考虑的事项向总统提出咨询和建议，这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国家安全、卫生、外交关系、环境、技术恢复和运用资源；（３）对于联邦预算中需要考虑的科学技术事项，向总统提出咨询建议，帮助预算管理局协调跨部门联邦政府科学技术的预算。［17］概括地说，总统科学顾问的职责是对复杂问题给出判断，作为总统的看门人和价值仲裁人帮助总统决策。显然，总统科学顾问依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有政治技巧和管理才能。
总统科学咨询制度化的优势在于能够针对科技的新发展及时地动员科学界的力量，灵活地提供专业化知识的咨询。
（三）总统科学顾问的成功条件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总统科学咨询机制的稳定和有效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主要包括：（１）总统对于科学咨询的看法，特别是政治上的显示度；（２）总统和科学顾问之间交流的有效性；（３）科学咨询机制与其他方面咨询和决策机制的关系。
总统科学顾问机制的设立有更为广阔的意义。作为科学界与政策界连接的桥梁，它有效地促进了科学界与政府的合作，把科学界多样、广泛的思想和建议带到政府高层决策中，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同时培养了一大批熟悉政策议题的、为国家政策制定和咨询服务的科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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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p15
[10]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Science in National Security.
艾森豪威尔纪念委员会（Eisenhower Memorial Commission）网站：www.eisenhowermemorial.org/speeches
[11] Divine,R.A.1993. Sputnik Challenge: Eisenhower’s Response to the Soviet Satelli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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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elly,H, etc. 2004.Flying Blind:The Rise, Fall,and Possible Resurrection of Science Policy Ad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Occasional Paper No.2,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15] Fischer, C.W. 1966.Scientists and Statesmen:A Profile of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in S.A.Lakoff.Ed.Knowledge and Power:Essays on Science and Government[M]..The Free Press,New York,p.316
[16] Brooks , H. 1964. The Science adviser, in Gilpin,R and C.Wright Ed.Scientists and National Policy-Making[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76
[17]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and Prorities Act of 1976. Public Law 94-282[H.R.10230]: May11,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