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与政治的历史性加剧的大背景下，官学联合成了必然。发达国家也存在某种形式的官学联合，但更多限于外缘，学术内核仍然保持独立。而中国的官学联合更具中国特色，“学”主动迎合“官”的需要，外缘与内核都很难独立于官之外。造成这种特色要从当代社会与历史传承寻找原因。当代社会原因已作论述。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传承的原因。
（二）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结合的传统
学术与政治结合在中国自古有之。科学史界不少学者有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包含于具体技术之中，具体技术包含于巩固皇权之中，巩固皇权包含于延续封建统治之中。古代从事科技研究或学术研究的人主要存在于“士”阶层中。而“士”历来依附于统治阶级，自然会带有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治学理念。古代科学技术大多以官办为主，“士”的思想都比较务实。“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和利用的，而‘士’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 [ 11 ]319 许多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朝中官僚，官办学术远大于民间学术。如张衡担任太史令14年之久，祖冲之一生担任多种官职，沈括官至权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郭守敬掌管元朝太史院直至去世，徐光启担任礼部尚书等等。
中国古代四大学科之一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很能说明问题。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精度很高，有多项成就领先欧洲数百年。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采用“古四分历法”（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日，19年7闰为闰周），[ 12 ] 235 比古罗马的儒略历早500年，比同时期的古希腊早百年。其后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天文历法一直保持世界先进水平。但天文历法以巩固皇权，延续封建统治为宗旨为目的，注重的是编写历法的准确性的这种实际问题上，对天体运行的基本规律，满足人类好奇心方面却不够重视。由于我国古代天文学是用来论证皇权的合理性,[ 13 ] 最终未来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忽视建立公理体系，与中国学术与政治结合传统密切相关的。探讨自然的本真，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与学术的投资者——统治阶级的要求是有矛盾的，这种传统延续到今天，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今天学术功利化很强的历史根源之一。仔细分析一下，今天在当代的中国学术研究的环境中，我们仍然重视解决近期问题和实际问题（包括学者、知识分子生存这样实际的问题），而忽视满足研究者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忽视对科学本原追求的兴趣动力。处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于学者的急功近利，包括学术投资者——政府的急功近利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最大的现实就是学术资源总量有限，学者的平均学术资源更少），使得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做法远盛古代科学家和士大夫一筹。
四、解决官学联合问题的对策
我们分析了中国学术研究环境中官学联合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学术资源有限，学者的生存和发展困境较大；另一方面政治与学术结合的历史性加剧使得官学联合似乎成了必然规律。那么如何解决官学联合的问题呢？我们需要正视平均资源有限的事实和政治与学术结合加剧的趋势，理性对待官与学的关系，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这可以从理念层面、方法论层面、操作层面三个角度入手寻找对策。
（一）理念层面的对策：学术自主化
官学联合不利于中国学术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理念问题，即学术自主化问题。要想出现思想大家和学术大家，是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往往是思想激荡、杰人辈出的时期，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个思想解放、大家辈出的时代。分析一下这几个时代对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的自主化是有借鉴作用的。
1. 春秋战国时期 正是奴隶社会解体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尽管战争此起彼伏，但各割剧势力的君主对本辖区内部大都做到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各级官员和经济上富裕的地区豪富养士成风，每个养主家都供养了许多宾客，有的甚至有上千人，形成了特殊的学者群体。这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共同体，也可看作学术大自由时期。“诸子百家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繁荣，他们中也包括一批古代科学家” [ 14 ] 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深度之广，范围之大，以前没有，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达到这样的水平。其学术成就可与古希腊时期比美。“诸子百家，学术自由”成了中国学术传统的缘起，也成了中国学术的最高标准。
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期，虽然处于“乱世”，但各政权内部相对平稳，各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视科技与人才，学术自主、言论自由能够较大范围内实现。这一时期学术自主、思想自由的观念受到重视。“统治者们不得不采取一些较开明的政策，文化专制爱到很大削弱，因而各种思想比较活跃……一些君主亦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听取臣下的建议，甚至容忍臣下的指责。” [ 15 ] 129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出现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3. 宋辽金时期 这一时期政权割剧，战争频繁，但战争间歇期，甚至战争期间，各政权内部都相对平稳，重视学术，重视人才，学术也比较自主。这一时期成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 16 ]321 出现了众多优秀的科学家，很多堪称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如沈括、朱世杰、毕笙等。数学家有贾宪、刘益、秦九韵、李治、杨辉；天文学家有郭守敬；地图学家有朱思本；农学家有王祯；医学家有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宋慈；建筑学家李诫；军事理论家曾公亮、丁虔等。还有其他许多优秀的人才和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等。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不在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却在政权割剧、战乱连绵的宋辽金时期，这从一个科学发展历史的角度说明，学术自主，自由探讨对科技与学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历史上有2/3时间是大一统的，但总观中国古代科技与学术发展曲线，往往在战乱、政权割据时期是相对高峰期。而在大一统的时期，科技发展、学术成果、科技人才都往往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这绝对不是要说明“政权割据有利于科技和学术发展”，而是从历史的角度阐明学术自由、研究自主的重要性。在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和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会控制人们的思想。而创造思想来源在于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古代即是“读书人”或“士大夫阶层”。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压制与引导，即可控制普通百姓，以利封建统治的长远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显然不需要通过控制知识分子来巩固政权和促进统一，所以完全可以在理念上有个质的飞跃，即中国学术必须完全自主，学术研究和学术体系的内核不受干涉。
（二）方法论层面的对策：政府主导学术转向学术自治
解决官学联合问题的第二个对策是方法论层面。即政府主导学术变为学术自治。中国是个思想和文化惯性传统很强的国家，我们从封建社会脱胎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学术自主，自由探讨”的传统与“上侍君王, 下顺民意”的传统并存。这两种传统惯性都很强，与当代学术研究环境结合，又出现了新的不同形式，但总体来讲，我们学术自治不够强，计划经济主导的学术成份还很大。泡沫学术很多，“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 美国自诩是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了，各种思想都可以存在。虽然在少数领域的学术自由有一定的限制，但总体来讲，学术自治、自由探讨程度还是很高的。比如其社会主流思想并不由政府决定，政府思想不能主导社会主流思想。如对伊拉克战争，反战的思想一直是主流。返观当代中国，一般来讲“政府思想=社会主流思想”。政府思想主导社会主流思想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是否有利于科技和学术发展则需要辩证分析。学术思想应独立于政府思想，社会主流思想即来源于政府思想又来源于学术思想才能真正促进学术自治。
政府主导学术, 导致学术的急功近利, 集中体现就是：重数量、重考核、重短期行为。学者以评价体系为指导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学术自治。改革开放中，政府曾给企业松绑，现在同样要给学术松绑。考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企业从政府的附属变成市场的主体，激活了企业的活力，政企分开有利无害。同样道理要从政府治学转化为学术治学，政府从学术的主导角色变为学术投资人的角色，这将是学术自治的大趋势，也是解决官学联合的最好方法。在政府主导学术的情况下，容易把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思想和做法带入学术管理。学术管理完全不同于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当代中国学术科层化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管理方法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也出不了具体成果，疯疯巅巅但却获得诺贝尔奖的纳什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将无立足之地。
（三）操作层面的对策：发展民间基金和改变评价体系
解决官学联合问题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操作层面。之所以中国学者要主动和官联合而不和其他社会阶层或团体联合，在于官是中国资源分配的核心，政府是掌握财富的管理者和分配者。任何社会行为必须要有必备和基本的物质资源，学术研究需要更多的资源。在发达国家，尤其美国为代表，学者不会也不愿主动迎合政府并与官联合，在于美国掌握财富的是社会本身，或者说是民间。资源归于社会，政府只是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的公正的看护人。
改变目前学术资源的分配方式，鼓励并大力发展民间学术基金的成长，使学者不完全受利益驱动，学术研究由利益使然变成兴趣使然。中国目前有民间基金近2000家，但很多是官办基金和半官基金。这里的基金不是指股票和证券市场上的基金而是以非营利为目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公益基金。“从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1999年底已有1801个民间基金会（其中95%以上在地方），形成了一个分布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益组织。” [ 17 ]但是我国促进学术发展的民间基金较少，而国外民间基金数量多而且以学术为主。美国截至2007年大约有71000家私人或公共基金，掌管310亿美元，很多基金资助学术研究, 而且私人和公共基金增长都很快。
操作层面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评价体系，比如高校中，学者和管理层应平起平坐，甚至高于管理层，分别适应不同的评价标准等。赋予高校自主的法律权利。在美国，1915年成立了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宣言”，主张是长期聘任制度和教授裁判制度，这实质上提出了高校自主、学术自由实现的保障机制，“AAUP的目的是提高学术自由和分享管理经验，明确高等教育基本价值和标准，以确保高等教育对公共的利益。” [ 18 ] 其后AAUP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原则声明”，建立了一整套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这些“原则声明”有的曾被美国法院所援引，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中国的高校也应建立类似法律机制。
总之，解决官学联合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学术自主化的理念问题，其次在方法论上改变官对学的主导地位，调整学者的资源分配方式，第三在操作层面要具体分析不同学科领域具体问题，重视民间基金在学术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改革高校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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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M]，科学出版社，北京, 1982年第一版，3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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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po.gov.cn/web/showBulltetin.do?id=15758&dictionid=1835）
[18]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网站,http://www.aaup.org/AAUP/ab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