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６０年代初以后，象科学史家耶茨（D.F.Yates）对科学革命和炼金术关系的研究，以及众多学者对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典型表现。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１９６８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它表明了西方科学史界对这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普遍接受：

　　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

　　在西方，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的科学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相应地，新的研究传统和新的价值标准得以巩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样，这新一代专业工作者在称呼他们认为过了时的科学史著作时，喜欢用的最粗鲁的词汇之一，就是说那些著作是“辉格式的”。

　　三、问题与争论

　　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出版了近２０年后，巴特菲尔德本人也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１９５０年，他在一篇题为“科学史家与科学史”的文章中，仍坚持反辉格式倾向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相信已经证明，有时更有用的是要学习早期科学家们未起作用的某些东西以及错误的假说，是要去考察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智力方面难以克服的特殊障碍，甚至是要去追溯已走入了死胡同但对科学总体进步有其影响的科学发展的过程。正如在所有其它历史形式中一样，在科学史中错误的作法，就是总把当代放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参照的基础，或是设想在世界史中１７世纪科学家的地位将取决于他看上去与氧气的发现有多么接近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４９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科学史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这部著作虽然主要是根据二手文献写成的，可是由于它成功地把科学史结合到一般的历史中去，从而得到广泛的称赞，成了一本经典的科学史名著。但正如许多人都注意到的，这本书在写法上却正是他所强烈批评的那种辉格式的写法。因为他致力于要发现科学的起源，他并未试图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构成中（即社会的、智力的乃至政治的构成中）去理解这个时代的科学。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预先便知道这种起源在何处（即在１７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所以他描述的只是能够表明在１７世纪的科学中带来了近代对物理世界的看法的那些成分。例如，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帕拉塞尔苏斯、海尔梅斯主义和牛顿的炼金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撰写一部显然是出色的辉格式的历史！同样地，在１９４４年出版的《英国人及其历史》一书中，他也同样采取了辉格式的撰写方法。 体现在巴特菲尔德身上的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表明，即使是他本人在其历史研究实践中，也难以完全贯彻他自己的理论主张。因而，７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对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问题再次进行反思，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默顿在１９７５年便提出：“或许，在编史学中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辉格式原则的禁忌，已远远超越了反对那种赞扬式的当代主义的目标……对于历史，或许已经到了要求反对反辉格式倾向的时候了。” 比这更早一点，美国科学史家布拉什（S. G. Brush）也曾指出，由于科学史家支反辉格式传统的接受，他们热心于把科学理论同前些个世纪的哲学与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因而开始降低了在这些理论中技术性内容的重要性，但正是这些技术性内容才使这些理论在现代科学中有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历史学家和科学教师的目标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 然而，对反辉格式研究方法更为系统的反思和对巴特菲尔德的批评，主要还是出现在１９７９年巴特菲尔德去世之后，它们一方面来自一般历史学家，另一方面来自科学史家。

　　历史学家的反思与批评有的涉及《历史的辉格解释》这本书本身，如指出它严重地空洞，缺少有力的历史例证等。 有的则涉及历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威耳逊（A.Wilson）和艾什普兰特（T.G.Ashplant）认为，巴特菲尔德正确地辨认出了在历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与原来时代不符的模式，但他未能恰当地指出这种错误的实质和令人满意的补救办法。他们认为，此错误的真正根源是以当代为中心（present-centredness），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更不用说理解）根本地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历史学家对来自当代的“感性定向”的利用，迫使他们曲解过去。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任何编史学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这种以当代为中心不仅仅是个别历史著作的问题，它也是历史这一学科自身的结构，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固有的，因此，历史的推论在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

　　由于巴特菲尔德提出的问题与科学史研究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对其观点和影响的反思中，科学史家们尤为活跃。１９７９年，美国生物学史家赫尔（D. L. Hull）率先打出了“捍卫当代主义”的旗号。 他承认某些类型的当代主义（presentism）是人们所不希望和应该取消的，但是，他却要捍卫在科学史中另外一些类型的当代主义：阅读出当代的含义、当代的推理原则，以及将经验的知识用于过去更早的时期。他认为，在这三种情况下，当代的语言、逻辑和科学不仅对于探索过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将探索的结果与历史学家们同时代的人进行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赫尔指出，对于历史学家，不论是在对过去的重构中，还是在向其读者就这种重构进行解释时，当代的知识绝对都是至关重的。由于历史学家在当代所处的地位，他必须要在对过去重构利用一切可用的证据和工具，即使这些证据和工具对于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无法了解的。此外，他还必须与当代的读者交流这些重构。历史学家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了解总是要比对他所研究的时代的了解要多，而他的读者就更是如此了。这里，赫尔显然是从目前西方史学界较为流行的将历史视为人类的建构，因而否认绝对历史真理的观点来捍卫当代主义的。

　　１９８３年，英国科学史家霍尔对于科学史界反辉格的倾向也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霍尔指出，《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没有给出任何正面的观点。它虽然告诉我们历史不应是什么样的，但却没有讲历史可以是什么样的。巴特菲尔德的看法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通过一番一般的推理，而是通过对更加细节性的内容加以阐述。霍尔则认为。，他不相信历史学家通过“可变焦的显微镜”所看到的“具体事实”会自动非理论化地变成“解释”。他认为在此问题上巴特菲尔德由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归纳主义”而落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巴特菲尔德把辉格式的历史等同于对今日与成功的认可，相应地，辉格式的科学史就成了对科学成功的记录，它采用当代的科学知识作为标准。霍尔旗帜鲜明的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有某些东西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在科学的发展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维森纳到奥卡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他们并不仅仅是努力要与他们所批评的前辈有所不同，而是要比这些前辈更加正确。正确与错误在当代科学的发展脉络中是非常本质和重要的东西。它们并不是历史学家发明的，而是存在于文献中的。霍尔与赫尔类似地指出，科学史家无法避免已具有的优越的知识。一般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正确与错误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许并不存在正确的答案，可是科学史家却总是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总之，霍尔认为，由于科学毕竟是进步的，所以以辉格史观为根据的科学史研究是很难怀疑的，辉格式的进步观点不可避免地要确立在科学史中。当然，霍尔也并不赞成极端的辉格式倾向，他认为，赞扬或夸大科学成就，或为了当前占优势地位的科学成就而进行宣传鼓动，这些肯定不是科学史家所要做的事。

　　另外还有一些科学史家指出，伴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极端的反辉格式倾向，科学史带有了一种排它性。科学史家对科学发展脉络前后细节的关心是正确的，但当这种关心扩展到一种偏执的程度进而排斥了最核心的内容时，就使 广大对科学发展自身有兴趣的读者疏远了科学史。广大科学家和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在历史方面的这种集体性记忆缺失是可怕的，因为科学没有了其历史，就好象人没有了记忆。 哈里森（E.Harrison）还谈到，在另一个极端，反辉格式的倾向利用了无知的长处，把当今那些对过去无用的东西抛开（正象库恩要求科学史家要忘记他们所知道的科学那样）。而在利用无知的长处时，反辉格倾向就变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形式，即科学史家具有了一种目光短浅的优越感，无视今日科学的成就。

　　８０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史家柯恩（I.B.Cohen）在其研究牛顿的著作中，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讨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他指出：“我当然不提倡辉格式的科学史……毫无疑问，坏的、无用的或没有成果的思想同好的、有用的或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许多变革得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同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牛顿的关于炼金术的见解或他的神学信念并不值得我们象注意他的《原理》那样一页一页地仔细研究。例如，倘若牛顿没有撰写《原理》，学者们会象现在这样对牛顿的炼金术的‘创造精神’感兴趣吗？”

　　纵观科学史家对此问题的反思，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极端反辉格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也不赞成极端辉格式的倾向，而是赞同两者的有机结合。克拉（H. Kragh）在其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科学编史学导论》中的观点似乎是结论性的。（克拉在其书中使用的术语是“与过去时代不符的”（anachronical）科学史”和“按过去时代进行研究的”（diachronical）科学史。这两者含义大致相当于辉格式的和反辉格式的科学史（克拉本人也这样认为）他认为，科学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同过去这两者间的关系，而是历史学家、过去和当代公众三者间的关系。反辉格式的历史将不能起到与公众交流的作用，它将倾向于仅仅走向细节，被动地对历史资料进行描述，而忽略了分析和解释。因此，彻底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不能满足人们对历史通常的要求，它也许能真正代表过去，但它也将是古董式的，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大多数人都难以接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指南和对辉格式历史的解毒剂，反辉格式的编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历史学家无法将他们从自己的时代中解放出来，无法完全避免当代的标准。在对一特殊时期进行研究的初期，人们无法按那个时代自身的标准作评价和选择，因为这些标准构成了还未被研究的时代的一部分，它们只能逐渐得以揭示。为了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任何观点，人们就不得不戴上眼镜，不可避免地，这副眼镜必然是当代的眼镜。克拉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历史学家并不面临在反辉格式的和辉格式的观点之间的选择。通常两种思考方式都应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特定课题。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象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Janus）一般的头脑，能够同时考虑彼此冲突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的观点。

　　四、小结

　　限于篇幅，本章对有关辉格式科学史问题各方观点的述评是很粗线条的，未能就一些更细节性的问题（如“为什么没有……？”这种历史问题在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中的位置等等）进一步展开讨论，也没有利用各家著作中广征博引的大量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具体事例。但是，即使从这样一种概括性的回顾中，我们仍可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巴特菲尔德的确提出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科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此问题提出的意义和重要性却是一致肯定的。

　　其次，经过几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科学史中，既不能采取极端辉格式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去采用极端反辉格式有研究方法。我们应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或者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也许只有这样，才可能带来对科学史的真正理解与把握。

　　再次，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辉格式的到反辉格式的再到两者统一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对反辉格式观点的全面接受，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我们并不能因为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辉格式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史中无法避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辉格式的研究方法。这正如萨顿等人的科学史观现在在西方虽已不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对科学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却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恰恰缺少这一阶段）。就科学史研究未来在我国的发展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在西方，目前撰写科学史著作的主要有两大类人：一类是职业科学史家，另一类是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如上所述，虽然近年来人们对辉格式倾向的问题有了重新认识，但伴随着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职业化，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传统仍主要是倾向于反辉格式的。而对科学史有兴趣的科学家，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训练，再加上所受的科学文化教育这一背景的影响，则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

　　至于我国科学史界的情况，为了更明确地说明问题，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分类更为恰当。即区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和研究西方近现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当然这种分类并不很全面，如未提及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而这是一个近年来蓬勃兴起的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至于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国内目前则仍近乎于空白。前一类科学史家的工作在我国颇有传统，工作大多相当扎实（特别是在发掘史料和考证方面）但在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或是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他们大多以西方科学成就的标准作为参照，而较少以所研究的时期中国特定的环境与价值标准作为研究重点。更不要说那些将宣传“爱国主义”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力图在一切研究中论证“中国第一”的人，他们往往只是致力于发现中国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近代或当代才取得的某项科学成就，而实际上，这两者的含义与内容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在研究中选择西方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这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他们具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至于后一类科学史家，一般来说，他们的情况与西方涉足于科学史的科学家们较为相似。以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科学通史”著作和教材为例，其内容与西方目流行的科学史著作有较大差别（例如几乎总是把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极端尖锐化等）。这也表明，后一类科学史家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当辉格式的。当然，应该说明，这里关于科学史研究在我国情况，只是一种总体性的分析尝试，而少数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工作的确有着明显的反辉倾向乃至更现代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科学史界似乎首先应补上反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其实，类似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在我国也早就有人提出过。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只是可惜这种观点没有被进一步系统化，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