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哲学家否定科学的思想。看来，对科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样，一般地谈论科学的本质、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即长期落后，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探讨科学的价值。本文侧重于第二方面，分析梳理自上世纪初直至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批判性态度，说明对科学基本上应该持正面肯定态度，同时也要真正懂得科学的精神、性质及其范围，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东方文明古国的抗拒心理
鸦片战争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天朝上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国苦心构筑的海防边防，失败首先使中国人领教到西洋枪炮的威力，然后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但是，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改变，顽固派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开明派也不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败再败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学习西方，利用科学技术救国；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学，对之表示鄙夷不屑，认为固守传统以维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
比如，辜鸿铭就最爱引用各种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来为他那抱残守阙的立场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印记。’……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①
梁启超的看法也很引人注目，他在脍炙人口的“欧游心影录”中写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观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②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具有以上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是狭隘的、于国无益的。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中国人抱持着前世老冬烘的态度，把科学理解为只具有工具性、物质性、机械性，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时代，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精神性、伦理性的。对照近一个世纪前国门初开时国人幼稚而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真应该尽快用开放的心态取代那种狭隘的心态。
重审“科学玄学论战”
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2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著名学者梁启超、梁漱溟，著名科学家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投入了论战。这场争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当时对于科学本性的认识水平，以及面对科技文明和科技思潮时产生的分化与对立。
论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人生观”，他的论点分两个方面，第一，科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判然有别，科学并非万能，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第二，人类文明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是精神文明，后者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依靠科学，导致人生观的机械与简单，中国人应该放弃科学的价值取向，回归传统，回归宋学。
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人生观派（又被轻蔑地称为“玄学派”，甚至“玄学鬼”）完全失败告终。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是相当值得玩味的。
从学理上讲，张君劢等人将人生观与科学完全对立，否认二者之间有任何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狭隘、因循守旧的见解。胡适辩驳说，人生观随经验和知识而与时俱进，比如，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之残酷。确实，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引起人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深刻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玄学派”的失败明显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大趋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开放、革新的思潮锐不可挡，使保守立场声名扫地，张君劢提倡回归宋学，显然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中国面临列强的侵略欺侮，不可能不走倚重科学技术、富国强兵之路。这时贬斥科技物质文明，倡言东方精神文明，不仅是徒托空言，简直是腐儒误国之论。
但是我认为，现在冷静地看，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决非万能，人生观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却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科学派固然可以主张科学与人生观有关系，但进一步认为人生观问题可以化约为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科学问题，却是简单的、不正确的。诚然，人生观与经验、事实、知识有关，但它的本质与核心是价值观、意义观，它谈的是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世界或事情是怎么样。价值和事实的区分在哲学上就是“应然”与“实然”的分别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休谟和康德对此早有明确论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它们是天然相通的。当时的科学派大多是西化派，但在这种复杂微妙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简单了一些，未脱传统思想窠臼。当然，论战的中间派有较为全面合理的主张，比如范寿康认为应该区分科学与规范科学，前者（比如生物学、心理学）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如伦理学和美学）说明“应该怎样”的问题。
“科玄”之争对我们今天的思考很有启发。它既彰明了科学的价值，又表明了它的有限范围。我们今天特别应当注意，掌握科学知识决不能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决不能代替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向善情操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