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另一途径：接受人本主义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整个分离，但并不因而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可以承认一切归于理论、系统，仅仅为了保留最主要的东西：“他人”，他的脸孔，他的言谈。但这被置于总体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主体哲学的构成性“我思”，它甚至不是“我”而是“你”。并且我的最初出现不是主格的“I”， 而是宾格的“me”，由于同他人靠近而有责任心。既然是这样，形而上学的唯一可能形式便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起源于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易受责难的情况中之时——被当作他人的人质的状态。
这样，当代哲学受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所鼓舞，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创造性地架桥连接无一个主体的系统和一个没有真理的主体之间的鸿沟；或则放弃以根本改变对立的关系为代价在较高的综合中调合双方的想法，局限于对这种冲突的不能解决的特性进行反思。在这个困境中，人本主义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自身未奠立基础——有如一个赌注或者一个口号。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根主线
从上面所述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只有黑白分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条线，而是五光十色，斑驳多彩。以人本主义作中心而论，一方面有当代人本主义所反对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有或从本体论或从方法论角度攻击人本主义的各个学派，还有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学，最后有试图协调主体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 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大陆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型的存在，以便决策和负责任之类的现象成为可能？这是对自由问题的本体论研究。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观念：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晓得我的责任，反过来说，我能够尽责，因为我是自由的。这是道德的两个基础：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也是对伦理问题的两个研究方法。但当代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家接受康德关于道德律可以约简为空洞的普遍形式这个观点。现代哲学不仅继承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且赞同他关于在一般的法律、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环境中恢复道德责任的原位这个主张。这就同时给予自由概念一个具体内容了。于是黑格尔哲学开辟了到现象描述方法的道路。但黑格尔所设想的人是一切实在对之最终都是合理的，正如一切合理性的意义最终是那已成为实在的或即将实现者。对此持异议的是克尔凯郭尔的个人（individuals）。 这抗议的回声直到今天还在哲学核心中间引起共鸣。不过，克尔凯郭尔并不完全抛弃黑格尔的中心观念，即自由之实现是随人的制度之日益丰富而进步的渐进过程。的确，他的人生阶段——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就是自由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自由和价值的某种相互关联。但此一阶段和次一阶段之间欠缺媒介，并不连续。存在主义者由克尔凯郭尔得来的恰恰是这个由必然界域到自由的“飞跃”中所含有的“非理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