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教授认为技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技术服务于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地表现了它的后一方面（吴国盛《技术与人文》）。在我看来，技术到底以表现哪个方面为主依赖于文化。在古代文化中，技术主要是表达自由的，在现代文化中，技术因服务于贪欲和效率而抑制着自由。服务于贪欲和效率便是服务于现代性的根本目标——发展。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发展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可见发展也涵概了技术进步。有朝一日，现代社会若宣称它不再谋求这种意义的发展了，那它就不再是现代社会了，即它已超越了现代性。发展便是人的扩张性、侵略性的主体性的张扬，是对权力的追求，也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须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力量。在英语中“力量”和“权力”是同一个词，即power，可见对力量的追求便是对权力的追求。现代性对力量的重视，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对霸权的追求，在经济上就表现为人类对地球的榨取与征服。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促进的，例如，一个国家越能高效地榨取地球就越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浪潮至今已被“搅和”成至大无外的全球化政治角逐、军事斗争和经济竞争的旋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游离于这个旋涡之外袖手旁观。

现代性所内蕴的经济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所以，为能拥有越来越幸福的生活，我们应不知疲倦地谋求发展，为能保证不断发展我们必须永不休止地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革新。于是所有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的人民都必须永不止息地在发展之路上拼命奔跑。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不断急剧变化，它催促着每一个人毫不懈怠地努力跟上发展的步伐。我们刚刚适应了一种工作方式，新技术又要求我们放弃它以采用更先进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率、促进发展。

现代人的幸福观深受享乐主义的影响，在大众文化中，享乐主义又常常表现为物质主义，当代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又表现为消费主义。人们认为物欲和肉欲的满足就是幸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贪欲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贪欲的推动。西方心理学家则宣称，人的欲望应得到充分满足，压抑会导致心理病态，能适时地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于是，克制和艰苦朴素不再被看作美德，因为如果人人都抑制自己的欲望且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市场需求就不足，市场需求不足，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就这样，那些充满贪欲且极善于实现自己贪欲的人们，即卓有成效地推动着经济发展的人们，被现代社会奉为楷模。他们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的标准模式，绝大多数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然而，我不禁想问：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实际上，现代人在繁忙中失去了很多人生幸福，如内心的宁静，逸思的悠远，恬静的闲适，境界的超越，…… 我们常以轻浮的态度嘲笑原始人的野蛮和古人的愚昧，殊不知原始人和古人有比我们幸福的时候，有比我们高明的地方。高更曾以赞美的笔触描写毛利人的生活，“…他们…快乐和平地过日子，每日只求温饱，不多劳动，对金钱诱惑从没想过。当大自然的礼物唾手可得时，他们要把东西卖给谁？”（高更著：《生命的热情何在》第21页）。回到原始社会当然是不可能的，但高更的描述至少表明，原始人有原始人的幸福。中国古代哲人能在平凡的生活中体味人生的宏旨和情趣，例如，“程明道谓观鸡雏可以观仁，又喜养鱼”。张横渠曾叙述并评论：“明道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惟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这是古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现代人有几个能见得自然物之“生意”，能感受鱼鸟虫兽之“自得意”？或有人说，程明道非平常人也，大儒也。现代高级知识分子该相当于古代的大儒，可又有几个现代高级知识分子能感受到这种人生乐趣？他们总是处于紧张的竞争之中，总是忙于完成一个又一个“科研”任务，总是忙于网上搜索和电脑操作。总之，他们忙于赚钱，忙于解开种种前人或他人设定的“迷团”，忙于“解难题”（库恩语），忙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哪有工夫去欣赏“造物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