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我已在试着稳固并拓展在第一版《结构》一书末尾所提出的在科学的和生物的发展之间的比较：科学发展必须被视为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从前往后拉——即从……进化，而不是向……进化。在提出那一建议时，正如书中的任一处，在我头脑中的比较是历时的，涉及到关于相同的或有着部分一致范围的自然现象的老的和较近的科学信仰间的关系。现在我想提出第二位的，较少被广泛理解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和知识的进化之间的比较，这是在科学的某一特定时期切片，而不是包括于其中的历时地切片。尽管我过去曾偶然提到当代科学特点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我在过去短短几年里才开始看到它对于生物进化和科学发展间比较的重要性。[⑩]
库恩如何在生物进化与科学发展之间进行详细地比较，这可以参看他的一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著作。在任何情况下，库恩都宣称他最后几年的立场，如下：
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不象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不论该共同体是在时间还是在概念空间中被替换，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都必须是重叠的，否则就没有了使一种语汇的成员去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没有大多数的重叠，对于单个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当他们的认可需要进行语汇的转变时，要评估所提出的新理论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小小的变化会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哥白尼革命尤其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11]
从而，晚年的库恩是一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者。
四、
我想库恩所开始的革命还没有结束。正如我以上所论述的，他是继柯依列之后科学史中理智革命的先驱。根据库恩的理论，这一新的科学的历史可与文化的或社会的历史相比较。但是，老年库恩所做的是科学的历史哲学，不是社会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一理智的努力是十分富有成果的，并且我非常确信，每一位科学历史学家都将乐于从中学习。在他在1991年11月所作的最后一篇题为“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境”的演讲中，他对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倾向展开了一些批判。我几乎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作为后库恩主义时代的科学历史学家，我自己所想做的又不同于老年库恩。我第一本主要的著作于1985年出版，题为《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这本书是关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和在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数学革命是怎样的，以及革命的原因的历史研究。例如，书中我试图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是如何，并且为何会转变为笛卡尔的机械的自然观。通过这样的历史分析，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牛顿的《原理》之间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将得到解释了。在这个接合点上，Edgar Zilsel的“高级工匠”的概念可为解决我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现在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对社会学而不是对哲学感兴趣，对技术而不是对科学感兴趣。但我确信汤姆会很欢迎我们这样的历史研究，因为他确实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历史学家是属于后库恩主义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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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uhn:《必要的张力》，1977年，pp. 118-119
[②] Ibid, p. xii.
[③] Ibid, p.120.
[④]T.Kuhn: Encounter，34（1970），p. 67.
[⑤] Ibid，p. 69。
[⑥] T.Kuhn:“自然与人文科学”, in:David R. Hiley/James F. Bohman/Richard Shusterman(eds):《解释的转向：哲学，科学，文化》，Cornell Uni.Press，1991，p. 22.
[⑦] Ibid，pp. 22-23.
[⑧] T.Kuhn: “什么是科学革命？” in: 《Probabilistic革命，第1卷：历史中的观念》，Lorenz Krüger/Lorraine J. Daston/Michel Heidelberger(eds)，MIT Press，1987，pp.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