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缺失模型，内省模型，地方性知识
Abstract:Brian Wyn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ies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the Britain who criticize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defines it as “deficit model”. His own study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s defined as “reflexivity model” . Wynne’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ffairs of sheep of Cumbria and he found that the problem was not the ignorance of the public but of the science itself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 Science and its institution were not awareness of their own defect, lacking of reflexivity expressed in the public evidently.
Keyword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deficit model, reflexivity model, local knowledge
布赖恩·温（Brian Wynne）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如技术决策、风险和环境问题等公共政策领域中的科学权威的建构。1988年到1990年期间，温曾经负责领导了兰卡斯特的一个有关科学技术的公众解释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得到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
他利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反复被有关学者所提起并引用。
1．坎布里亚羊事件始末
坎布里亚是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山区。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件1遗留沉积的辐射污染影响到了这里的羊群。当年6月，政府颁布禁令限制对当地的羊的销售。这个禁令对在经济上非常脆弱的牧场来说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牧场主的生计几乎全部依赖于出卖羊羔的收入。这个禁令的颁布，不仅极大影响到他们的销售收入，而且，如果这些羊羔不能销售出去的话，他们也将因饲料缺乏而无法喂养这些羊羔。按照禁令，在规定期限内全部销售被屠杀的羊群会给牧场经济及其特有的文化带来长期性的打击。
当然，农业部宣布这个禁令有效期为三周，所以恐惧暂时得到缓解。然而这个宣布是基于对元素铯的活动性质的科学假设之上的。根据这个假设，那些沉积物在植被中被冲刷掉，然后进入土壤被吸收并被化学锁定，而不会再有移动的任何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沉积物在经过一次冲刷后，就不会继续对羊有所影响了。根据这个假设，专家们通过官方向公众下了这样一个保证。 然而这次禁令实际上却被无限期延长了，因为测量水平并没有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任何程度的降低！所以，禁令再次做了改动，即允许卖出生活在污染地区的羊，条件是给那些已经受到污染的羊做出颜料标记，说明这些羊不适合人吃。
然而，牧场主们认为他们完全受到了科学解释的控制。尽管他们卖出了羊，并因此避免了羊群的过度放牧和可能因饥饿而死，但他们却因羊受到了污染而丧失很大利润。这种社会现实没有被专家们认识到，直到牧场主对他们的信任打了折扣。科学家们仍然坚信：主要沉积物铯的高含量只是暂时的。但是专家们一直没有兑现的所谓禁令的解除导致了牧场主的希望成了泡沫。
禁令只有三周的科学判断完全是个错误，但是经过多年研究和争议以后这个错误才凸现出来。当时这个科学判断的做出是基于存在碱性粘土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问题是，科学家忽视了这个知识具有本土性特点――并不是所有土壤都是粘土。而正是在坎布里亚的牧场，大量存在的是酸性土壤，在这种土壤中，铯可以使其根部从土壤吸收再进入植被。所以羊可能会继续受到污染。
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科学的表现极其不佳，它频频地出现错误。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科学的错误是无意发生的呢，还是为了故意掩盖一个长期性问题，以避免公众对此做出反应？最初，禁令所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坎布里亚郡的大部分区域。而三个月之后，这个范围只剩下了一小块靠近海岸的月牙状的区域，这个区域正好从塞拉菲尔德国际核加工厂顺风而下。当这个区域继续维持高污染而与科学家的预测相抵触的时候，不少人开始怀疑，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不是切尔诺贝利，但是或者没有被发现或者被专家权威隐瞒了！一些当地牧场主则认为，政府和核工厂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非常便利的，能够解释环境污染的托辞；切尔诺贝利充当了这次污染的替罪羊。
科学家否认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说明他们掌握了非常可靠的科学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从环境中收集来的铯样品中的辐射“酶解图谱”。这个来自核聚变过程中发射出来的铯由Sr134和Sr137组成。根据对这两种同位素的沉积中的含量与其半衰期所做的对比分析，科学家再次毫不含糊地宣称，环境污染源是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塞拉菲尔德。但这并没有说服牧场主。[1]牧场主们不会轻易相信科学家的建议了。
2．对传统公众理解科学模型缺失模型的批评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典型模型为以杜兰特（John Durant）为代表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合理的知识，公众应该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理解，因为公众理解科学总是好的。但是这个模型后来引起了众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模型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科学知识神化，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与具体环境无关。[2]与缺失模型密不可分的一项工作是对公众的科学技术所掌握的知识、持有的态度等做大规模调查。在这样做的同时，这些调查本身已经给“科学”下了定义，以为公众必须掌握这种“科学”，包括它的知识、它的研究过程以及影响等。
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在专家和外行公众之间做出明显区分，因为这样会使认知知识，即所谓的“科学知识”成为评估两组人群知识、观点的唯一标准。这种单一标准往往会遮盖评估过程的其他因素――如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或者对某些科学技术发展控制方式所持的看法。还有人认为，其实研究调查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把公众简单化了，而公众群体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们都具备自己的知识。所以需要有新的模型来替代缺失模型。而温即从对坎布里亚羊的案例研究中发展了他自己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模型。
公众理解科学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温在1995年曾经对当前这个题目的研究状况的直接批评。温对缺失模型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以及相关科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这类模型以及依据这类模型展开的调查活动都脱离了具体语境。正是温在1988年把杜兰特提出的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明确定义为“缺失模型”[3]，认为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建构而非研究模型，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
3．布赖恩·温的内省模型
温对以上案例做了科学社会学的分析，发现科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其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了一些事实，这被称为“共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其次，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相比，科学理论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其局限性，但是科学共同体却不承认科学有这些缺点，所以又有了“自大理论”（arrogant theory）这一提法。[2(287)]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而温认为，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省性。这里的内省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科学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端的不具内省性，它自以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被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公众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自己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内省性。也就是说，科学表现出内省性的缺乏，而这种内省性却在一向被认为缺少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强烈表现出来了。对公众的内省做分析，发现科学本身缺少公众具备的内省，或者说，科学没有对自身内省，没有考虑公众具有自己的知识。缺乏内省的结果使科学丧失了公众的信任。
分析说明，对于科学本身责任的内省认知是科学寻求公众认同的必要条件，而这不仅需要科学本身的进步，更需要其组织模式、控制方式及社会关系的变革。坎布里亚羊的案例说明公众在表达他们对科学技能的反应时具有内省能力，他们能够内省自己知识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如友谊、社区网络等，尽管这种内省还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以及政府的承认。他们被认为对科学不理解，也不具备独立批判理性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些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代表们恰恰表现出了他们对其社会地位的内省。[2(297)]
公众的内省性首先表现在于，公众看到了科学知识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公众有理由不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但是他们却非常理性，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是权威，所以他们在说话方式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似乎很相信科学家。换句话说，看上去公众好像相信科学家，但这仅仅是因为公众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只能“相信”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公众没有自己的信念。[1（297）]
在坎布里亚羊的案例中，牧场主们相信坎布里亚地区的辐射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无关。但是他们对是否表达其怀疑也感到模棱两可。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轻易说出这个真相，因为他们的社区、朋友、家人中都可能有人在塞拉菲尔德工厂工作。这里表现出公众比科学专家更能内省其所处地位。[2(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