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伽利略传》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和普遍的社会反响，促成了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但《伽利略传》的成功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经过精心准备和筹划的结果。为了保证《伽利略传》的成功，黄佐临在诸方面都作了细致的工作。他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作了彻底地改动，将剧本大幅度删节，更换了剧本的基本思想。在演剧方法上，放弃了陌生化效果，代之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其中唯一被认为是忠实于布莱希特理论的薛殿杰的舞美设计，因为借鉴的是中国传统京剧的舞台布景，对于观众而言并没有起到陌生化的效果，他们身上发生的仍是与伽利略遭遇的共鸣。而且，在演出长度和时间上，黄佐临也优先考虑了普通观众的实际情况。这样做的结果，使《伽利略传》响应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状况，投合了人民大众的内心诉求和接受水平。
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将原剧本中“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神学、哲学及三百年前意大利宫廷生活、宗教生活、民间生活中，中国观众不熟悉、无兴趣之处删去，把不合我国国情部分删去。原剧十五场中被整场删去的有第五场的A和B，第八场及第十五场。”[李家耀，1981，第32页]如此删节的目的是明确《伽利略传》的主题思想，为‘通过星象学证实日心说，确立了人在地球上的地位，从而打破了固有的圣经迷信，把人从对神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并找出一个贯穿思想，为“打破神的权威，确立人的尊严。”黄佐临“本来想说贯穿思想是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这样，戏到第四场就完了”，故此作罢。不过，他仍然确立了两场的主题思想作为全剧的支点，即“第四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第一场的时代宣言：“为科学献身，向科学进军。”[黄佐临，1990b，第179－180页]
《伽利略传》经过如此大幅度删节后，它和中国当下的现实结合很紧，演出的政治意义直接明了的传达出来。首先，它正好跟反对林彪、“四人帮”封建残余的要求相结合，并且响应了批判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传需要。《伽利略传》的政治意味很鲜明，所以“有些参与《伽》剧演出的人认为，人们会以为这个剧是专为‘四人帮’倒台后的上演而写的。”[夏瑞春，1983，第14页]同样，普通观众最初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思考该剧的。对此，黄佐临、陈颙都曾讲过一个事实：在演出后，曾有两个观众询问是否要为刘少奇翻案了，并得出结论是肯定要为刘少奇翻案了。
其次，“那时候正是‘戏剧为适应科学而战的年代’”，[黄佐临，1990a，第23页]演出的建设性意义就是“要使人思考，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向科学进军。”[黄佐临，1990b，第180页]出于这一目的，黄佐临又在《伽利略传》的舞台呈现上做了大的变革。首先，他将重点进一步放在了处理《伽利略传》的演出主题上，指出：“他们的主题就是反对科学发展，写科学家的良心。我们这次演出主题就不这样，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正好需要推动科学发展，不反对科学，我们需要反对封建统治，演出就强调这个主题，强调反对封建、宗教、教会统治。”[黄佐临，1983，第2页]随后，他又在演出的风格上作了彻底的变革。“布莱希特演出《伽》剧，都是灰暗的调子、服装、布景、灯光都是灰暗的，”而黄佐临的《伽》剧则是非常富丽堂皇的。对此，他解释道：“他有为科学，为科学家感到惭愧，感到忏悔的心理。先在美国，后来到德国演出，调子都是灰溜溜的。而我们演出的时代，科学家是最宝贵的人物。所以，我们对戏的处理，就是富丽堂皇的。”[黄佐临，1987a，第4页]
黄佐临在确立了《伽》剧主题和风格后，就着手于具体处理布莱希特在《伽》剧中第十四场所突出呈现的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科学家背叛人民大众和社会斗争的问题，第二个是由如何评价伽利略的行为所引发的伦理学问题。在《伽》剧中，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全剧基调的构成至关重要。对这两个问题如何加以舞台表现，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全剧主题的确立和现实意义的获得。布莱希特依据《伽利略传》所要传达的意义，在排演时采取了陌生化的方法，将伽利略的一生非传奇化，置观众于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作冷静批判的位置。他在处理《伽利略传》第十四场时，首先将伽利略的自我批判表现为“像是在完成例行公事，空洞的力量，仅仅是要证明，他的大脑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就安德烈赞扬伽利略为科学而屈服于教廷，建立新伦理学那场戏，布莱希特要求演员的表现是：“对你来说观众就像民痞一样。你是随心所欲地建立你的理论的。” [凯泰•吕莉克－魏勒，1966，第291－295页]剧中对于新伦理的批判是通过伽利略的批判来完成的。布莱希特表现这一批判的方式也很不同，伽利略是对新伦理学感到无聊，先作了自嘲，并进而嘲讽安德烈和他的单纯以对科学的贡献为评价标准的新伦理。这样处理以后，就割断了观众可能发生的共鸣，让他们感到在这些地方存在着问题，促使他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对于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的新主题和基调，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是巨大的不协调。但在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剧本结构中，这两个问题又是形成戏剧冲突和哲理涵义的关键；很难在不破坏剧本结构的前提下，消除掉这两个问题。于是，黄佐临在两方面作了变革：伽利略舞台形象的塑造上和观众的接受方式上；使这两个问题被调和并发生意义上的转移。在黄佐临执导的《伽》剧中，虽没有出现伽利略在审判后说地球仍在转动的一幕，但这被作为潜台词处理。同时，删减了伽利略讨好教会的因素，而突出了他的自我批判的成分。伽利略的形象被简化为他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但能够自叹自己不是英雄。并肯定对比之下安德烈倒是英雄，因为他把《对话》带出国出版了。由于用传统的演剧方法积极地表现伽利略的自我批判，观众被有意地引导而发生共鸣。观众在将伽利略的经历与四人帮时的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苦难相类比的基础上，联系到自己个人的遭遇而对伽利略作同情式地理解。并进而很容易就肯定了安德烈的行为方式和他所建立的新伦理学。
在这样的改编后，问题一突出的意义被淡化，以观众的共鸣代替陌生化效果，基本上取消了对其作批判性思考的可能。观众对问题一社会意义的理性思考被替换了，成为在感情上对人的弱点的同情和对四人帮的痛恨。就问题二而言，则通过伽利略积极的自我批评和安德烈英雄形象的确立，是经由间接的方式肯定了安德烈的价值准则。《伽利略传》这个戏在总体上变得“非常感人” 。黄佐临曾陪华罗庚一起看伽剧，看到最后一场（即伽自我忏悔一段），华罗庚哭了。黄佐临对自己这个戏达到的艺术效果非常满意，他感到“以我国最高明的知识分子还落泪，我坐在他身旁沾沾自喜！”[黄佐临，1990b，第200页]
不过黄佐临还是保留了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所以在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中仍传达出了对伽利略的批判倾向。所以，“《伽利略传》最后一场的处理，许多科学家责问：为什么把伽利略塑造为叛徒？现在是为科学家平反的时候，应该歌颂伽利略。”[陈颙，1985，第4页] 但就总体而言，第十四场的处理达到了黄佐临所要求的效果。也就是说，原剧第十四场中的两个问题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没有引起批判性思考，而是被简化为是赞美还是谴责伽利略的判断。并且，对于黄佐临所执导的《伽利略传》的基调，它已经是将伽利略及其类似的现象放在人的完整性的基础上来评价。
在经过一系列对《伽利略传》的剧本和演剧方法上的变革后，它已经适应了“大讲科学、大讲实践”的需要，并为之服务。[黄佐临，1990b，第218页]同时，黄佐临也实现了排演《伽利略传》的首要任务：让观众懂，让观众接受；并且让他北京的戏剧界同行们初步领略了布莱希特戏剧的魅力，虽然是以一种“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戏没啥区别” ，充满感情的方式。然而恰恰是这种方式，让他的戏剧界同行们打消了对布莱希特的成见，觉得布莱希特的戏可以懂，是让人进戏的，既深刻又讲感情，应该好好宣传，从而为黄佐临今后在戏剧界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布莱希特，什么是真正的陌生化效果铺平了道路。
《伽利略传》不仅在观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科学界和知识界中也反响强烈。它直接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使它和中国的科普事业联系在了一起。1979年3月23日，郑雪莱在看了戏后很激动，打电话说：“布莱希特应该在中国介绍，要请科普方面同志来看。《知识就是力量》要复刊了，创刊号就发表这个剧本。”[黄佐临，1990b，第199页] 1979年6月3日，光明日报在同一版面上发表了题为“研究布莱希特戏剧 开展艺术争鸣”的通讯和《知识就是力量》复刊的消息。1979年5月1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复刊后的第一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主题思想发表了《伽利略传》的第三场。
由此，《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在话剧史上和科学传播上都有了重要的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其中科学传播的意义和作用只是附带的，是为前者造势和提供成功保证的；而其传播者心中的意图，还是要用《伽利略传》的上演为今后的话剧改革作铺垫。
三 《伽利略传》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及后果
为了确保《伽利略传》的成功，黄佐临等一批戏剧工作者有意误读和改编了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剧本中关于科学的反思实质上被替换为科学至上的思维。而随后《伽利略传》的巨大成功，也就在戏剧界造成了某种对科学认识的定势。布莱希特所提出的“科学时代的戏剧” 被从字面上理解为：“布莱希特的科学性”，“戏剧不但是艺术，也是科学”，“必须有科学的文艺学”，[黄佐临，1987a，第7页] “关于戏剧家科学化的问题”，以及“戏剧为科学而战”等等[黄佐临，1987b，第8页]。最初是为了确保《伽》剧成功的权宜之计，成为意识形态固化下来，科学主义的思维不仅出没于戏剧界，更以此为途径扩展开来。
同时，中国戏剧界在引入和学习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时，忽略了布莱希特戏剧思想中对科学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关系的反思，只着眼于现实主义戏剧观给中国戏剧所造成的束缚和限制，重点强调布莱希特戏剧思想中史诗剧和陌生化效果两方面，寄希望于通过编剧方法和表演形式来实现中国现代戏剧的变革。但传统戏曲作为源自中国人民传统生活的艺术形式，正是由于随科学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对这一共同生活基础的破坏，使它近乎于无本之木，其延续生长已不太可能。而此时中国戏剧界就戏剧观所展开的讨论，并未能深入思考科学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关系，单纯就编剧方法和表演形式作变革多少会浮于表面，建立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所继承的现代戏剧形式的目标仍然难以实现，话剧民族化依旧是摆在戏剧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综上所述，《伽利略传》的中国的成功，就科学传播而言，它在当时推动了中国的科学普及，但也由于缺乏对科学的反思，随后就给进一步理解科学布置了障碍；就话剧改革而言，它初步实现了黄佐临等一批戏剧工作者的意图，却又因其在科学认识上的滞后使该意图最终未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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