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考察和分析了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的起点，可能性及几种方案，并作了简要评论，分四部分：（１）女性主义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及主流科学观的批判。（２）女性主义关于科学重建目标及方法论基础的讨论。（３）重建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的“修正”方案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后续科学”方案。（４）有关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理论的特色及缺陷的几点评论。
在当代对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反思热潮中，有一股势力近几十年来正在从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向整个文化界、学术界弥漫，并由人文、社会科学逐步渗透到自然科学，这就是颇有影响力的西方女性主义（Feninism）思潮。女性主义介入科学领域虽然只是在本世纪７０年代，但它从独特的性别视角出发对主流科学的批判，以及关于重建所谓“女性主义科学”的尝试，体现了女性主义理论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综合，已越来越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
　　　　１　对主流科学的批判
女性主义关于科学重建的理论是建立在它对西方主流科学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汀（Sandra Harding）的话说，这一批判经历了“从科学中的妇女问题到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的转变[1]，也就是从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的批判深入到对科学观本身的批判。
（１）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的批判
为什么无论从科学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科学实践中看，女性科学家都少得惊人？而且即使已进入科学领域的女性，取得瞩目成就者也寥寥无几，她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大多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寻找这一所谓“女性在科学中的相对缺席现象”（the absence of women in science）的原因就构成了女性主义介入科学批判的起点。
关于科学中性别结构的这种不平衡，流传着一种公开或隐蔽的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mination）以观点，认为男女两性在科学活动中表现的差异的基础，就在于其生理上的差别，比如IQ（智商）研究、脑科学中关于脑结构的男女差异理论等都提供了生物学依据，社会生物学甚至在基因层次上为这种差异找到了遗传基础。女性主义对这种解释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些结论不是根据规范的科学方法与完善的实验得出，其前提中蕴涵着文化和性别偏见，体现了“不平等的理性化”，这种观点为社会上种种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提供了辩护，似乎表明只有改变人的生物结构才有可能改变人的行为和地位，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极端保守的政治策略。[2]
女性主义强调以社会性别（gender）而不是生理上的性（sex）来解释男女之间的差异及造成的结果，指出性别区别于性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其社会建构性。因而女性在科学中的相对缺席现象在女性主义眼里，恰恰体现了父权制社会中两性的不平等，是科学活动中性别偏见的产物，社会文化关于两性的该板印象（stereotype）规定了男女的性别角色要求，而实践中的角色分工反过来又导致这种刻板印象的进一步神圣化。一些女性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女性作为母亲角色养育孩子的实践（child-rearing practice）的研究，认为由女性垄断养育孩子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产生了把女性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的态度，因为母亲是婴儿最初的照顾者，女性代表着自然与肉体。这样，女性不能同时代表自然的反面：文明与科学。二是决定了影响他们科学工作才能的男女个性特征的发展。男性由于被迫与他们的母亲相分离，发展了分离与自我独立的个性，这已被定义为科学的核心要求，另一方面，女性由于未能与母亲相分离，反而与她们的世界更密切，所以她们的观点是情境的（contextual）和情势的（situational）。 这样当女性面对与她们的情境相分离的需要而从事被定义为抽象的、价值无涉的科学研究时，她们就没有能力这样去做。〔3〕。 这些文化上的性别偏见与现实中的阻力导致了女性与科学的分离。
然而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并不在于证明消除了非正式歧视和障碍后，女性在科学实践中可以干得跟男性一样好，而在于认识到接受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科学家将以不同的眼光看科学，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科学实践，也就是说，不仅科学活动中对性别有偏见，而且对科学本身也有偏见，这就深入到科学批判的第二步：对科学观的批判。
　　（2）对科学观的批判
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科学中的相对缺席现象不仅跟科学中的性别偏见有关，更重要的，它反映了科学自身的性别化（genderization ）倾向，也就是说，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男性科学。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伊夫林·凯勒（Evelyn F·Keller）考察了历史上关于科学和知识的种种描述，发现在“科学的”与“男性的”（masculine ）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对等关系，“科学的＝客观的＝男性的”被看成是不证自明的等式。凯勒认为，科学的这种男性形象从培根时代就有了根基。在培根关于“新哲学”的讨论中，充满了关于男性科学家与女性化自然之间性的结合（sexual union）的比喻，是培根首先将科学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决定了科学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的目的，并通过性隐喻（sexual　metaphor）的表达将它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征服相对应。在一篇题名为《男性时代的诞生》（The Masculine Birth of Time）的著作中， 培根倡导“在心灵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合法的婚姻”，宣告“我真实地引领你和她的孩子走向大自然，让她成为你的仆役与奴隶。”〔4 〕这个大自然的孩子即科学的诞生，使得在机械的世界中对自然与女性的双重压迫合法化。因此女性主义认为在科学与统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对科学的男性特征的批判是与对科学的统治欲望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反对那种认为科学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由于科学的错误运用或滥用造成的观点，指出试图在所谓“纯科学”与科学的运用之间划清界限是一种徒劳的幻想或推卸责任的辩护策略。于是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从整个西方文化背景上对科学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基础的质疑。
激进女性主义对代表启蒙认识论基础的主客体二元论以及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确立的主体与客体、知者（the knower）与所知（the known）之间的二元划分， 在启蒙时代进一步泛化为整个世界的二元图式，导致了等级制（hierarchy ）及文化的分裂。这种两分法规定了世界的对立、差异的秩序，如心灵/肉体、主体/客体、理性/情感、文化/自然，并将它们与性别的两分相对应，赋予前者以更高的价值且与男性（male）相联系，赋予后者以更低的价值并与女性（female）相联系。这种两分法中包含着等级制的价值观念，必然导致“统治的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 ）——企图证明低价值群体相对于高价值支配群体的附属地位的合理性，用排斥性的选言判断来解释那些本来相互补充的、不可分割的事物（eith/or　而非both）。〔5〕因此两分法必然导致科学对女性的排斥， 因为女性被认为无法在知者与所知、主体与客体之间作出区分，且女性诉诸直觉、情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和推理，因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科学活动，科学事业被看成是一种男性事业。
然而，科学在暗示这种性别优势的同时，却又宣扬另一套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女性主义对此进行了有保留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正如性别一样，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现象，并非纯粹的认知活动。他们将库恩、费耶阿本德、奎因等哲学家引为同路，指出经验主义关于客观性通过价值中立而最大化的观念，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虚妄神话。如果说科学研究中问题是必然负载价值的，理论是被建构以解释问题的，方法总是负载着理论的，观察又是负载着方法的，那么知识追求的价值负载性才能导致客观性最大化。因此女性主义并不反对科学的客观性追求，而是企图重新设定客观性标准。对主流科学从科学活动到科学观的层层批判，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的起点。
　　　　2　科学重建的可能性
女性主义在科学批判的同时，就在探讨重建所谓“女性主义科学”（feminist science）的可能性问题。由于发生于社会政治运动的女性主义思潮并非只有一家一派，对科学批判的介入的程度与深度的不同，就会有关于女性主义科学重建何以可能的种种不同回答。
　　（1）重建的目标
由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的缘起，就是解决科学中的妇女问题。因而关于重建目标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主张以女性的声音取代科学的过去与现在中男性的声音，扭转知识寻求方式上男性与女性的利益价值，追求一种“为妇女的科学”（a science for women）。 然而这种目标与其说是女性主义科学，不如说是女性化的科学（feminine science）或女性科学（femal science）。它给人一种错觉， 好象女性主义科学重建只是为了以女性利益取代男性利益，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等级制代替旧的等级制而已，因而遭到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反对，因为坚持某一性别地位的提高，对于一种真正包容的人类科学来说是太狭隘了。
重建目标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认为只有好科学与坏科学，没有女性主义科学。女性主义对主流科学的批判，揭示了科学的男性中心偏见、控制与征服欲望等，他们希望建立公平、合作、平等、开放的真正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科学，而这正是“好科学”的理想，许多女性主义科学家持这一态度。然而这一温和的态度为多数激进女性主义所反对，认为这种主张受到了男性价值体系和思维框架的限制，因为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并不只针对“坏科学”，而是针对男性文化模式中的“常规科学”（science—as—usual）。
重建目标的第三个建议，就是从女性主义统一立场出发，以女性主义方式做科学（do science），重实践而不在于内容，重过程而不在于结果。这种女性主义科学应是区别于男性科学的另一模式，它消除了竞争、 等级、 教条和偏见， 以整体主义代替还原主义、 以交互作用（interaction）代替二元对立、以协调代替统治， 以主观情境代替价值无涉的客观性。这种模式被称为“后续科学”（successor science ），它以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生活经验作为特征基础。
重建目标的第四个建议，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科学批判只是提供一种改造的可能性，并不建构新的模式，因为重建意味着重新落入男性主义的圈套，树立新的权威与普遍性，科学应是多元的、历史的、情境的、解释的，不存在统一的模式，这一主张由于否认了重建的意义，被认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利于女性主义的发展。
　　（2）重建的方法论
考察重建何以可能，必须考察其方法论基础。女性主义在是否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科学方法、什么是女性主义科学方法等问题上依然意见纷呈，这与他们对主流科学方法的批判程度、以及什么是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关。所以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的方法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法论本身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