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和人道主义曾联手击溃了神学世界观，到十九世纪二者之间的联盟出现裂痕，科学主义渐成大势。但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对立只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二者又都支持人类中心主义。俗世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已将人类导入疯狂的经济竞争之中，人们总以为只要没有战争，人类共同发展经济，即可建起人间乐园，殊不知今天人类所面对的现实是：不仅应谋求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和平，而且必须谋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
关键词　科学　科学主义　人道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总在不断地追求幸福和解放。科学和人道主义都曾是人类追求幸福和解放的思想武器。科学和人道主义的联盟曾帮助西方人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晚清以后科学和人道主义也一直在帮助中国人解除蒙昧并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从西方文艺复兴算起，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对科学的拥戴已导致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相对立，但在实践中又与人道主义一起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则在人类追求幸福和解放的实践中误导着人类，使人类实践在缺乏反省的状态下，日益向一个危险的方向滑行，今天人类已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本文将通过近代以来思想演化的考察，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反省，希望能引发学术界同仁关于摆脱人类生存危机的深刻反思。
　　　　一
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科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开始了摆脱神学统治的胆怯的尝试，哥白尼《天体运行》的出版可算是这种胆怯尝试的开始。哥白尼之后，很有一批为科学独立而战的斗士，布鲁诺的英勇壮举千古传颂，伽利略在坚持真理方面没有布鲁诺那么英勇，但他对科学独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到了18世纪，当拿破仑大帝问拉普拉斯上帝在他的宇宙体系中占有什么地位时，他已敢于理直气壮地说：“陛下，我不需要上帝”。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在西方已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或学说了，它已是建制化的活动，已是具有权威性的实践。1660年伦敦皇家科学院的建立乃是这一进展的标志。有了皇家科学院，某些学科的科学家便能获得官方的支持和资助。〔1〕到十八世纪中期， “科学已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它是一种建制了，它已获得自己内在的传统”〔 2 〕。 法国于1751年至1772年之间出版了二十八卷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大百科全书》。它是十八世纪科学的总括，除物理学之外，它还包括实用发明，哲学和历史等。
从17世纪到18世纪，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凸显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新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也正是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目的之一。这项任务是批判性的，完成这项任务是西方社会“由身份到契约”或由封建等级制到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必要条件。这一时期新兴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总括性的世界观。《大百科全书》本身就体现了18世纪科学的总括性。这时的科学既无理论上的想象力，也无政治上的要求去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如巴彻纳德（G·Bachelard）所形容的，这时的科学“就象一座半修复的城市，在其中新旧比肩而立”〔3〕。
到了18世纪下半叶，科学便不再保留那么激进的批判势头了，这一转变发生于18世纪六十年代和19世纪三十年代之间，至此，原来牛顿和洛克、伏尔泰和卢梭式的批判让位于较受限制、较不激进的科学实践。据西方史料记载，“科学、教育、自由神学，[在18世纪六十年代]原是一种时尚，现在[19世纪]却成了危险的思想”〔4〕。
随着封建秩序的消亡，资本主义新秩序便取得了统治地位。一种势力一旦居于统治地位，便再也容不得激进批判。到了这一历史阶段，西方思想中的哲学和社会批判已不再被看作是科学，于是又有人试图从哲学中划分出较具科学性的话语，这便是密尔所说的道德科学。从这时候起，科学主义渐成大势，它要将一切可称为知识的东西皆纳入科学之中，而科学又以物理学为典范。19世纪的科学主义便是实证主义，科学的典型特征被概括成可证实性，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一切不可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话语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二
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首先试图建立起关于人的科学以与神学相抗衡，他们要以大写的人去取代神，以人的理性去取代神的理性。以人权去取代神权。那时的人文主义在神学意识形态面前还十分胆怯，这与哥白尼宣扬日心说时的胆怯相似。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已十分旗帜鲜明。这时的人道主义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信念：一，人便是最高目的，用康德的话说，即决不能把人当作手段；二、人人生而平等，一个人只能被算作一个人；三、人人都拥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保持自己财产的权利等。这种意义的人道主义隐含了若干关于理性的预设，如，只要每个人都能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对个人利益和社会事务进行判断，他就既能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又能作出有利于社会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康德特别强调，“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是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5〕。
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道主义结成同盟，试图共创一种可与神学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新世界观。人道主义为“新”科学的诞生摇旗呐喊〔6〕、“新”科学也为人的自由提供论证。科学与人道主义之间目的和世界观方面的双重统一差不多持续到18世纪末。正如科学史家沃尔夫（A·Wolf）所论证的，18世纪“最恰当的标志即人道主义时代”〔7〕。那时大部分哲学家都希望从自然科学中推演出伦理学，对他们来说，自然律和理性就包含着道德律令，所以客观的道德科学是不成问题的。〔8〕
如前所述，到了19世纪前期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自然科学凭借实验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实际应用方面的成功，很快取得了极高地位。从词源学上看，可以说这时具体科学已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离出来，实质上是哲学被逐出了科学殿堂。科学令人炫目的胜利所鼓励产生的实证主义认为，仍然依赖于思辩、沉思和解释的话语已无权享有科学的美誉。人道主义话语显然属于此类从而不配拥有科学的桂冠。到了19世纪中期人道主义者与科学家之间的分裂，第一次成为严重的事态。〔9〕
但我们切不可过分夸大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对立，二者的对立主要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对立。
　　　　三
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还有若干共同信念，正是这些共同信念决定着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如下两个共同信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1）人类应该追求此世的幸福，而不应像中世纪神学意识形态所告诫人们的那样，轻视此世的生活追求“彼岸的天国”，这是科学与人道主义合力反对宗教神学的结果。（2）人类具有不断进步的认识能力，人类知识不仅是积累式地进步的，而且是日趋总体化的，而最终的总体化知识是关于全部宇宙奥秘的知识体系，人类认识即使不可能在任一具体历史阶段达到这样的总体知识，也在不断地朝这一目标进步。人类思维具有这种意义上的至上性，即人类所面临的任何困难，都可由人类自己所创造发明的办法加以解决，只有暂时尚未解决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英国著名科学家秦斯（J·Jeans）曾向我们保证：“我们不再相信人类命运是善或恶的精神或玩弄阴谋的恶魔的玩偶。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再次将地球建成天堂——除非我们自己阻碍我们自己。科学时代的黎明业已到来，我们已发现人类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他灵魂之舟的船长。他可以掌握这航向，当然，他可以自由地驾驶着她驶入安全水域，也可以驶入险恶的地方，甚至和礁石相撞”〔10〕。威斯特盖特（L ·G ·Westgate）亦曾说，人类可以“掌握她未来的问题并解决这种问题，”并说那能称量无限遥远星球之重量，能够追踪微小病菌，能够开掘巴拿马运河的大脑，也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只要它决定去解决。〔11〕
由这两个信念就可推导出人类中心主义。“上帝死了”，故没有上帝这样的宇宙中心。人乃万物之灵，虽然每个个体是注定要死亡的，但人类作为一个类却是永恒的，且是宇宙间唯一的主体，它居于宇宙的价值中心。如弗洛姆所表述的，人道主义从形式上看建立在以下原则之上：“即唯有人本身才能决定美德和罪恶的标准，而且不存在超越于人之上的权力。”从内容上看，“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之上：即对于人来说是善的即为‘善’，而有害于人的即为‘恶’；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是人的福利”〔12〕。所以“人是最高目的”或“人是最高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诠释便是：在这茫茫宇宙中，只有人是价值主体，因为只有人有精神、有意识、有意志，宇宙中其他没有灵性或较少有灵性的东西都应该无条件地臣服于人类。社会的世俗化使追求上帝的精神超越失去了普遍意义，此世幸福成了人生关注的中心。此世幸福的主要标志便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和富足。自然科学的成功和技术的普及应用似乎总在向人类作无限的允诺：人类可以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和富足，自然科学日益向我们揭示出自然的奥秘；技术为我们提供着愈来愈强有力的控制自然过程的手段。我们每一个个人虽很渺小，但整个人类却无所不能。这就是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合力推出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20世纪是个极富有戏剧性的世纪。不同意识形态（主义）的较量曾表现为世界性的战争，也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冷战”。“冷战”结束后给出的历史性启示是，每个民族都必须尽其最大努力发展经济，冷战后的一次地区性战争，即海湾战争，把这一启示昭示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任何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国家，都不可能在当今国际社会理直气壮地说话。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时代终于到来，到了这个时代，和平与发展自然成了时代的主调。本世纪初，科学家和科学主义者对人类可以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毫不怀疑，但对人类能否很好地协调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关系没有把握，如前面提到的秦斯所说的，除了我们自己，没有谁能阻碍我们建立起一个人间天堂。“和平与发展”这个口号仍表现着同样的担忧，人类未来的好坏似乎全系于人类彼此之间可否友好相待，各民族、各集团，各阶级之间可否和平共处，有了和平这样的国际条件和社会条件，发展是不成问题的。这仍是沿着人类中心主义思考问题的结果。然而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显示于人类的全球性问题似乎不是只要人类彼此和平共处即可解决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是最为突出的全球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即消除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不仅依赖于人类能否放弃人类中心主义以彻底纠正世界观上的错误。若大家都一致赞成人类中心主义，全人类彼此间可否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依赖于人类不仅和平共处，而且团结一致，共同毫无节制地算计自然、盘剥自然，或征服自然、驾驭自然，那么环境问题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反而会变本加厉。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人类诚然不再同类相残，但人类全体对自然齐心协力的征服和榨取可能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毁灭性报复。
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倾向于以金钱来衡量一切价值。经济学家们总以为用经济手段可解决一切问题。某一澳藉华人经济学家来华和大陆学者座谈，议及中国教师待遇差时，认为这一问题完全可由市场来解决。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有选择商品的自由，知识会以产权形式为特定人所有，拥有知识产权者即可通过出卖知识而获得收入，若嫌出卖知识太没赚头，自然可以经营其他，出卖知识者少了，知识又会涨价，那时又会有较多的人去出售知识，一切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就没有什么不公平了。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大约认为环境保护也可通过市场作用而得以实现。市场机制归根结底是通过大众的自由选择而起作用的。当大众都明确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环境自然能得到保护。然而，这样看问题，从一开始就错了，环境不是商品，环境保护也不是商品生产。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供求关系是不断波动的，没有供求关系的圆满和谐，这是由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供求比例估算中的不可避免的误差决定的。商人在某一项投资上亏本，可在另一项投资中捞回，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投机性。就人类全体所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而言，不存在一次失误再从另一次成功中捞回损失的机会，所以市场无助于人类的环境保护，在面对人类的生态危机时，我们不应再存商人的投机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