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２０世纪自然主义的演变历程是与科学实在论的复兴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一过程中，奎因以语言的自然主义为基底，确立了他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并由此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渗透和扩张到一切哲学的谈论中去，通过对指称相对性的分析，促进了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之间的可相通性；消解了传统实在论，宣判了传统认识论的“死亡”，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所以，分析和把握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是研究科学实在论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自然主义　科学实在论　指称的相对性

Ｗ．奎因是２０世纪西方少数几位博大精深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他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行为论、科学语义学、意向心理学、量词模态逻辑、科学哲学、伦理学及数学等方面深邃的观点和精辟的论述，均成为当代哲学发展所不可忽视的资源。因此，他被人们称之为“规范而又系统的哲学家”。［（１）］尽管他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并非总是清晰的，但他所有的论点之间都具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结，都在自然主义的总体趋向中获得了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奎因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以语言的自然主义为基底，以弱化的实在论为桥梁，以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为目标，最终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纲领。本文将从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关联上，去阐释奎因哲学的本质。
　　　　一、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与实在论的复兴
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哲学与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当代自然主义的两个主要形式。由于他们都把弗雷格的逻辑实在论作为分析的目标，使得他们把当代自然主义的论证集中于反对非自然主义的意义理论。人们认为，“２０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部分自然主义者用语言学的论证去击败非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新颖企图。”［（２）］一方面这种企图要在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特征各个方面摈弃僵化的传统自然主义，强调当代自然主义生长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要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去发展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构建当代自然主义存在的灵活性和可接受性。
２０世纪自然主义的演变历程表明，自然主义需要借助于一种语言学或语言理论的形式得以生存，而一种特定的语言学或语言理论又籍自然主义为其逻辑的出发点。这种结合既形成了自然主义生长和存在的基础，又是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倾向继续发展的根由。更进一步讲，自然主义也只有借助于一种语言形式（无论是自然语言、逻辑语言、数学语言或一门具体科学语言），才能渗透到一切科学领域中。而自然主义的哲学内涵，正是通过语言的形式，经由元理论的语义分析，再落入对象理论而不断层层深入，从而辐射于所有人类的知识之中。所以，奎因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出发去看待和褒贬各种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其时代的某种必然性。　　　　　　　　　　　　　　　　　　　　　　
奎因在自然主义的语言观的基底上，重新审视了经验主义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发展，提出了五个“转向”或“里程牌”的看法：第一，从思想向语词的转换；第二，语义焦点由术语向句子的转换；第三，语义焦点由句子向句子系统的转换；第四，对“分析—综合”二元论的放弃；第五，当代自然主义的再现，即对第一哲学先于自然科学的目的的放弃。［（３）］在这里，奎因一方面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看作是人类理智进步的峰巅；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主义哲学家是在已继承的世界理论中开始他的推论，并试图在这些理论系统之内去促进、澄清和理解这一系统。因而，尽管在奎因的哲学中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但“没有一个能比自然主义在奎因思想中起更大的作用。一句话，如果没有自然主义，奎因的哲学便一无所就。”（［１］，Ｐ·２３）
那么，什么是奎因自然主义产生的直接根源呢？在奎因看来，有两个否定性的源泉：其一，是对根据现象甚或语境定义来一般地确定理论术语的绝望，因为术语的意义是不能超越文本的整体论观念而把握的；其二，是“死不悔改”（unregenerate）的实在论的存在，因为除了科学内在流动的不确定性之外，自然科学家“从未感受到任何疑惑。”所以，整体论和实在论是奎因坚持自然主义的原则基础。整体认识论在于反驳传统认识论（第一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实在论则在于建构他的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因此，可以说整体论和实在论为他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开拓了道路。
对于什么是自然主义，奎因曾以不同的视角给过极其多样的论述。但从最鲜明、最综合的意义上讲，他做了这样的说明：“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非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４）］不言而喻，在奎因的自然主义的概念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及其与实在论的内在关联。这就在于：　　　　　　　
１．给出了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在奎因看来，历史地讲，自然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产物，它是自休谟以来整个西方经验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自然主义不是别的，它是经验论的认识论的一个变种；而现实地讲，它是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对极端逻辑理性的修正和矫枉，是对经验论的自然化重建。这种自然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抛弃“第一哲学”的圣殿，通过对经验主义“两上教条”的批判，揭示“分析—综合”的区分在认识论上是无意义的。这种自然化的重要趋向，就是要在坚持理论实体的实在性的基础上，把科学看作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把科学认识的主体看作是真理的创造者，而不是真理的挖掘者；而且，在真理的殿堂上，“没有比科学所提供或探索的真理更高的真理。”［（５）］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建立了与科学实在论的同盟。
２．表明了自然主义语义分析的原则。心理学和语义学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恰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主义要把哲学看作是训练自身的自然科学，并且允许自由地使用科学的发现。因而，只有在这种科学的哲学之内，实在才能获得确认和描述。这也就从本质上限定了对理论实体进行行为主义语义分析的领域以及语义分析的基底层面。在这一点上，奎因事实上坚持了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尽管属性类别的个体化依赖于属性的个体化而不是属性集本身，但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３］，Ｐ·１０２）作为谓词和集合的实在论者，他承认了语义分析的实在的整体性。第二，在行为主义的层面上，把心理分析与语义分析看作是一致的和统一的；采取本体论的还原方式，“探求一种与直觉一致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是适当的、具有特色的哲学探索。（［３］，Ｐ·１７５）第三，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隐含着从外在世界到神经末梢，从神经兴奋到语句，从句子到句子的所有过程和环节。因此，观察语句并不仅仅是关于经验的，而是关于感官接受刺激的直接条件要求的自然化。
３．隐含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途径。奎因既然把科学真理看作是对实体的探索，同时也就把科学看作是可错的和可修正的。然而，这种可错性或可修正性，并不需要向超科学的法庭负责，也不需要任何超“观察”或“假设—演绎”方法之外的确证。可见，奎因的自然主义始终隐含了可谬论的方法论途径，自然主义与可谬论是兼容并存的。这是要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撕掉永恒不变的哲学教条的神圣面纱，打碎预设真理的僵化框架，消除对循环论证的担忧，从而承认科学真理的实在性和可进步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上，奎因宣称“可谬论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相对主义。”（［５］，Ｐ·５２３）奎因的这一原则在科学哲学摆脱实证主义的统治、扫清科学实在论复兴障碍的过程中，对科学实在论有着某种无可怀疑的“解放”作用。
４．做出了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在奎因看来，感觉经验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它不能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首尾一贯。因此，人们只能在本体论意义上假定物理对象的存在，才能从整体上获得进行系统处理的材料。这种本体论承诺的重要性在于：其一，本体论的承诺是为了更系统、更方便地处理个别的、孤立的感觉材料，使得那些在不同时空和条件下获得的信息，有一个整合的基底。其二，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是一致的和唯一的，而不是双重的。不能把本体论的承诺与经验的处置、本体论的承诺与理论的假设割裂开来，所以，“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口号，是奎因判定本体论承诺合理性的一个基本标准。其三，本体论的承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倘若一个理论在本体论上承诺了其基本陈述语句中变元范围所包含的各种实体，那么它所承担的实体范围必定取决于表述该理论的方式。在这里，变元的置换与实体对象的确定、感觉材料的处理、经验陈述的交流等等密切相关。所以，变元的可置换性与变元值域的确定性的统一，正是自然主义本体论承诺的要义，也就是奎因“存在就是作为变相的值”这一论述的本质。其四，本体论的承诺高于经验，但又存在于经验的效用之中，成为经验有效性的一个结构要素。这恰是奎因把本体论的承诺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也是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优于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他就是要通过本体论承诺这一手段的展开，去保证经验分析的可能性，去实现经验意义的存在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奎因最终显露了他的自然主义所包含的本体论承诺的哲学动机，使人们看出了奎因的自然主义倾向“将本体论突出出来，然后又抹杀了它的重要性”的本质。［（６）］
无论如何，在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奎因的自然主义既为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扫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障碍，并成为它的同盟军；同时，又是某些“弱”实在论形式（如内在实在论）的先行者，并成为它们的先导。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既存在着相互的冲突和矛盾，又存在着特定形式的相互联结和渗透。这种内在的关联，具有着自然而又必然的历史性，决不是任何简单的断言或立场的划分所能说明的。　　　　　　　　　　　　　　　　　
　　　　二、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
如何看待语言的本质意义及其在人类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是奎因哲学得以确立的基点。他正是立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立场，才能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趋向渗透和扩张到一切哲学的谈论中去，从而形成他自己的特色。从这一目的出发，奎因试图通过解释或分析形式语言术语中的复杂语句和句法的途径，解决“语言的困惑”，特别是指称的不确定性问题，从而最终把指称的认识论特征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内省沉思的先验产物。
在奎因看来，存在着“designation”和“denotation”两种指称，但每一种都不可误作意义”。因为：（１）指称不是意义，意义大于指称；（２）同一指称不可能具有不同意义；（３）同一意义可以有多种指称。意义是表征的意义，但表征的概念决不能预设意义的概念；应当从语言存在或使用的自然性上，而不是预设性上，去承认意义存在的具体性。所以，意义是相同语句的集合的产物，它与所有语句的语义等价性是一致的；而语句的等价关系又是认识上的等价，即在认识上是同义的。“定义一个词的认识意义，即确定它的认识同义性的集合”。（［３］，Ｐ·５２）这样奎因就从“认识的自然性→认识的同义性→认识的意义→句子的意义→表征的意义→意义”的逻辑上，自然主义地导出了意义的“意义”。当由这种自然主义的逻辑展开去看待语言的意义时，指称的（或本体论的）相对性至少表现于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超越用别一理论来解释或重解某一特定理论，而直接去言说该理论的对象是什么，这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绝对地指明一个理论的对象是什么是无意义的。譬如，倘若我们提出和回答：“什么是Ｆ？”：“Ｆ是Ｇ”。什么是“gavagai？”：“gavagai是兔子”。那么，这个回答只给出了相对的意义，即与对Ｇ的“不可批判地”接受相关的意义。
第二，在把Ｆｓ的谈论翻译成关于Ｇｓ的谈论中，或者在把关于对象理论的谈论翻译成关于背景理论的谈论中，是对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的选择。在奎因的激进的翻译语境中，在相互竞争的分析假设的集合中，必须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仅仅与分析假设的某些集合相关。
第三，当我们在可代换的和指称的（或客观的）量化之间作出区分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在一个具有无限名称并且该理论术语具有处理符号和证明方式的理论中，表明该理论的量化是指称的（或客观的）而不是代换式的，这是可能的。比如，在一个特定的开句中，任何时间一个名称均可由一个变项来置换，该语句为真；但同时，又可证明这一开句的全称量化是错的，就可表明该理论的论域包含了某些无名称的对象（客体）。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理论中，不存在开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一个开句中置换一个名称的任一结果及某些全称量化均可被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既可将这一理论论域构造成无名称对象的，又可仍然保持该理论的论域包含着无名称对象。但是，这就出现了无名对象与有名对象的“不可分割性”，而“在这个理论的符号中，可以表示的所有无名对象的特性都可与有名对象所共享”。（［１］，Ｐ·１３３）比如，包含所有实数的理论就是如此。这就会得出一个相对性的结论：在代换和指称量化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是不可能的。
在指称的相对性问题上，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趋向，就体现在指称的相对性原则预设了一个不可批判的、已接受的背景语言。在这个背景语言中，指称是“语词－世界”的关联。如果没有这一自然的背景语言，就无法解释指称的不可说明性和本体论的相对性，认识论（甚至语言本身）就会是不可能的了。指称的相对性正是奎因的自然主义在语言分析中的一种具体的、细致的推广，是其自然主义认识论趋向的拓展。也正是通过对指称的“不确定性”的确定，奎因洞察了句子的“语义第一性”（semantic primacy），并声称他“扩张了关于客体的原则，因为把所有的客体都看作是理论实体。”（［３］，Ｐ·２０）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的是，尽管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通过指称相对性的分析给出了集中的体现，但它却与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着整体的一致性，这是决不能忽视的。
首先，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奎因对指称不确定性的怀疑，是对从弗雷格、罗素再到塔斯基的抽象“语词－事物”传统观念的背离，也是对日常语言哲学使用理论的超越。他只是承认，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的整体是一种经验的现象；同时，也应作为在特定社会中人类语言行为的一种特征来加以理解。所以，语言哲学有两个部分，即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从这种统一的视角看，指称既可是一个“表征术语”，又可是一个“意向术语”；而且，即使指称是作为一个“意向术语”，它也是一个“语义谓词”。奎因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是奠定在对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之上的，前者依赖于在后者基础上所给出的意义和指称原则。这样一来，语言的指称及其意义的研究，就必然随着语言和心理学的发展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成为建构自然主义的基础。”［（７）］
不言而喻，当奎因指出“从感觉刺激到客观指称的发展，将被看作是伴随着从简单的场合语句到刺激事件的直接条件而开始的”时，他已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给定了语言行为分析的界限，给定了意向心理分析的范围，以及给定了实在论意义的边界。（［３］，Ｐ·３）在这里，具有特定心理意向的语言行为，即特定语词的表达，已成为意义的最初显示物。奎因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行为分析和心理意向分析的基础论点，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因果实在论的确立，而且具有着某种殊路同归的意义。正象普特南说的那样：“奎因建立了我的这一论证：整个句子的真值条件不足以决定指称。”［（８）］“没有任何一种确定句子真值的观点能够确定指称，即使它在任一可能世界中都阐明了句子的真值。”（［８］，Ｐ·４１）因为，真值条件与指称之间的关联尽管是确定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还需具有语境的、相对的、行为的和心理意向的因素特征。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正是在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上，修正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的意义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