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变说在易学史上一直是聚讼纷纭的话题，不但象数派讲卦变，义理派也讲卦变，即使是尽量避免用互体、卦变等说来解释《周易》的王弼，在少数几个特殊的卦上也运用了此说，而后世程颐、苏轼、朱熹等更是明确地运用卦变说来释卦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易传》中就有用卦变方式来解释卦义之处，比如《彖》辞中的“柔来而文刚”（《贲》）、“刚来而下柔”（《随》）、“柔得中而上行”（《噬嗑》）、“刚来而得中”（《讼》）等等，卦变说也符合《周易》的变易之道。历代易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常把《贲》卦作为典型的例子来加以分析论证。《贲》上艮下离，其《彖》文曰：“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王弼对此解释说：
刚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柔来文刚之义也。柔来文刚，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
《贲》卦是讲刚柔相错，文饰之道。王氏认为《贲》卦是由《泰》卦变化而来，《泰》之上六和九二互换，即成为《贲》。坤柔来到乾刚之中，所以叫柔来文刚；乾刚上到坤柔之中，叫刚上文柔。王弼虽没明说，但孔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此说本于王弼注。朱伯崑先生认为王弼此说吸收了荀爽的乾升坤降说。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本于荀爽，不如说是直接承袭《易传》的思想。(第255页) ［４］例如《彖》在解释《泰》与《否》时认为乾在下，坤在上就是“天地交，泰”，反之，乾在上，坤在下就是“天地不交，否”，也就是说，乾是天，其本性在上；坤是地，其本性在下，所以乾在下，坤在上时就成了天地阴阳相交，故通泰，反之则否。王弼在注《泰》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时说：“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与升也。而三处天地之际，将复其所处。复其所处则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复也，无平而不陂也。”可见王氏吸取了《彖》的刚柔升降往来的思想来解释爻义，同样的例子还有《小畜》初九爻辞注、《大畜》九三爻辞注等。王氏虽然运用了阴阳升降说，但只是就少数几个爻有明显升降的卦而言，并不像荀爽那样把它当作万能的工具来解释大部分的卦爻义。《易》道变化多端，刚柔往来升降只是其变化的一种方式，非要把这种方式强加到所有的卦上，势必会陷入附会难通的境况。王弼运用卦变说，并不仅限于往来升降，比如他在释《损》九二爻辞“利贞，征凶。弗损，益之”时说：“初九已损刚以顺柔，九二履中，而复损己以益柔，则剥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贞也。”《损》上艮下兑，初九居于下极，处损之时，上与六四相应，损刚以奉柔。九二亦与六五相应，若再损己以益柔，那么初九、九二均变成阴爻就形成了《剥》卦，所以九二不宜损，益以中道处之。此处，王弼则直接运用了爻变的方法来进行解释。可见，只要有助于对义理的理解，王弼对象数学的方法并不是一概拒绝。
对于卦变说，程颐不像王弼那样明黜暗用，而是明确提出自己的卦变说，朱伯崑先生称之为乾坤卦变说。(第192页)［３］程颐对汉以来诸儒所持之卦变说提出了批评，认为上下往来，刚柔相易并不是说卦中诸爻有升降往来。他仍以《贲》卦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解释此卦《彖》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
刚上柔下，损上益下，谓刚居上，柔在下，损于上，益于下，据成卦而言，非谓就卦中升降也。如《讼》、《无妄》云刚来，岂自上体而来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进而上也，非谓自下体而上也。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是《泰》卦，岂有乾坤重而为《泰》，又由《泰》而变之理？下离本乾中爻，变而成离；上艮本坤上爻，变而成艮。离在内，故云柔来；艮在上，故云刚上，非自下体而上也。乾坤变而为六子，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变也。
程颐认为六十四卦都是由乾坤两卦变化而来，所谓的卦变都是就单卦而言的。乾坤先变为六子，亦即乾坤为父母卦，震、巽、坎、离、艮、兑这六子分别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皆是由乾坤派生而来。所谓“柔来”是指乾卦中任意一阳爻变成阴爻而形成三女之卦：巽、离、兑；所谓“刚来”是指坤卦中任意一阴爻变为阳爻而形成三男之卦：震、坎、艮。显然，程颐此说本于《说卦》。
程氏认为，《彖》所说的“上下往来”指的以下两点：一是就阴爻和阳爻的性质而言，阳本居上，阴本居下，当阳处下，阴处上时就有了上下问题。例如，柔本处下，当柔居尊位的时候，称之为柔进而上行，并不是说从卦中的下体而上。二是就复卦中的内外卦而言。比如《贲》上艮下离，离是内卦，艮是外卦，当乾之中爻变为阴，就成为离，由于离在内，所以叫柔来；坤之上爻变为阳，则为艮，艮为外卦，所以叫刚上，并不是说《贲》之上九自《泰》之下体九二来，六二自《泰》之上六来，而是直接由乾坤变来，然后重卦成《贲》。如果所谓的升降往来是就卦中诸爻而言，那么此说对于《讼》卦《彖》辞的“刚来而得中”以及《无妄》卦《彖》辞的“刚自外来而主于内”就无法皆解释。《讼》卦上乾下坎，“刚来得中”是指处于内坎之九二，如果说此刚爻是移而至内，那么外卦应该有阴爻，但此卦上为乾，三爻皆阳。《无妄》卦上乾下震，“刚自外来而主于内”是指处于下震之初九，同样，若说此刚爻自外卦而来，那么外卦也当有阴爻，但乾体纯阳。这是主张由卦内诸爻升降而形成新卦的卦变说者所不能解释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六十四卦皆是由乾坤直接变化而来，没有乾坤先变为《泰》，再由《泰》变为《贲》的道理。
易学史上论及乾坤卦变说，均以程颐和苏轼为代表。从时间上看，苏说在前，程说在后，程颐此说可能有吸取苏轼之处。（第１４６-163页）［５］这种卦变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它是否符合《易传》的说法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而且这种卦变说与其批判的卦变说在形式上有一致的地方，有时容易混为一谈，程颐在其《易传》中甚至还运用了他所反对的卦变说来解释卦义，这一点为历代研究程氏卦变说的学者所忽略。例如他在解释《随》卦时说：“又以卦变言之，乾之上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阳来下于阴也；以阳下阴，阴必说随，为随之义。”《随》卦上兑下震，如果说“乾之上来居坤之下”还可以解释成乾本在上，现在刚爻来居坤初，形成震卦，而震在内，所以是阳来下阴；那么“坤之初往居乾之上”这句话就很难用其乾坤卦变说解释了，如果说成是“坤之下往居乾之上”还勉强可通，但这里说“坤之初”很明显是指《否》卦初六。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程颐不自觉地运用了爻的升降来解释此卦，亦即《随》卦是由《否》卦的上九和初六互换而形成的。可见这两种卦变说亦有相同之处，不易区分。
四、卦才
值得注意的是，程颐在其《易传》中频繁使用“卦才”这个概念来阐释卦义，特别是用以解释卦辞或《彖》辞所言的“亨”、“吉”等判定一卦吉凶之词的具体所由，这是程颐解《易》的特出之处，为王弼所无。据笔者的统计，程颐在其《易传》中对三十五卦卦辞含义的阐释明确运用了“卦才”这个概念，可见“卦才”一说在程颐易学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程氏的卦才说源于《彖传》。《彖》在解释每一卦卦辞的时候，都根据成卦之由、卦体、六爻特定的组合所形成的功用等来阐释卦辞之义以及卦辞所言“亨”或“吉”的原因，而程颐所说的“卦才”正是从内外卦及六爻组合的功用角度来谈的。例如，《彖》解释《巽》卦卦辞“小亨”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程颐注此段《彖》文说：“以卦才言也。阳刚居巽，而得中正，巽顺于中正之道也。阳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顺于刚，其才如是，虽内柔，可以小亨也。”程颐认为《彖》所说的“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就是就卦才而言的，并进一步阐发其意，可见其说本于《彖传》，只是《彖》没有“卦才”这一说法，而且解释非常简略。
程氏依《彖》用卦才说对卦辞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他批评王弼对某些卦仅凭卦名来释其卦义，不明卦才之功用。在他看来，有些卦本身就“亨”或“吉”，所以仅从卦名就知道其卦德，有些卦必须在具备某些条件后才能得卦辞所言之“吉”或“亨”，所以卦辞以训戒之辞明之，有些卦尽管本身就吉，但由卦名不足以尽之，必须由卦才才能明白，《大有》卦就是如此。《大有》上离下乾，程颐在释此卦《彖》辞“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时进一步说：
卦之德，内刚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应于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顺而明，能顺应乎二。二，乾之主也，是应乎乾也。顺应乾行，顺乎天时也，故曰应乎天而时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则必元亨矣。”此不识卦义离乾成大有之义。非大有之义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与不能亨者，有矣。
《大有》卦的卦德是“内刚健而外文明”，卦才就是卦德在功用上的体现，亦即六五之君，文明柔顺，下应乾之九二，居尊用柔，顺天时行。程颐认为正是有如此卦才，才得元亨之吉，而王弼仅凭卦名来释《大有》元亨之义是忽视了卦德、卦才。
程颐在释卦辞和《彖》辞时频繁地使用“卦德”、“卦义”、“卦才”这三个概念，显然这三者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但程颐对“卦才”一词的确切含义语焉不详，在释卦时又经常三者并用，使得三者关系纠缠不清，特别是卦才与卦德，程氏常常笼统言之。例如他释《益》卦《彖》辞“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说：“以卦义与卦才言也。卦之为《益》，以其损上益下也。损于上而益下，则民说之无疆，谓无穷极也。自上而降己以下下，其道大光显也。阳下居初，阴上居四，为上下下之义。”又其释《彖》辞“益，动而巽，日进无疆”说：“又以二体言卦才。下动而上巽，动而巽也。为益之道，其动巽顺于理，则其益日进，广大无有疆限也。”《益》卦上巽下震，其卦义是损上益下，卦德是上下二体组合所形成的基本性质，亦即“动而巽”，但程颐在这里亦称之为卦才，因为“动而巽”就是动则皆顺于理的意思，表现出了《益》的功用。又他释《大畜》卦《彖》辞“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体刚健，艮体笃实。人之才刚健笃实，则所畜能大。充实而有辉光；畜之不已，则其德日新也。”在这里，“刚健笃实”是卦之德，而程氏也把它称之为卦之才。这也是因为“刚健笃实”不仅是卦德，也体现出了卦刚健上行、充实辉光之用。程颐在释此卦《彖》辞“利涉大川，应乎天也”时进一步解释道：“《彖》更发明卦才云：所以能利涉大川者，以应乎天也。六五君也，下应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应乾而行也。所行能应乎天，无艰险之不可济，况其他乎？”认为卦辞之所以说“利涉大川”是由于六五具有居尊，下应乾之九二，应天而行的卦才之故。这与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刚健笃实”是以二体言卦才，与其释《益》“动而巽”相同。这里是就爻的功能而言，而爻之功用与二体密切相关，如此卦六五居尊应乾与上艮下乾的卦体就有直接的联系。
总之，卦才就是卦所具有的功能，包括二体和爻所体现的功能（实则两者密不可分）。余敦康先生就《伊川易传》中卦德、卦义、卦才的关系做了个总结，他说：“一卦六爻在特定时限内所形成的组合关系谓之卦体，其总体特征与基本性质谓之卦义，也可叫做卦德，六爻在此组合关系中所具有的功能谓之卦用，也叫做卦才。”（第409页）［６］余先生对卦才的定义可谓确切，符合程氏原意，但卦义和卦德似乎不能等同。卦义是卦体所体现出的义理，卦德是卦体的基本性质。如上述《益》卦，卦义是损上益下，卦德是刚健笃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王弼提出了卦主说，并试图建立卦主通例，而程颐在其《易传》中没有专门讨论卦主问题，更没有建立卦主通例，但他在阐释各卦爻义过程中，对许多卦都明确指出了主爻，有些与王相同，有些不同。
由于时代先后的原因，与王氏相比，程氏易学中还有不少独特之处。例如程颐在释卦爻义时，经常以史证之；在解释卦辞之前引用《序卦》之辞阐明卦象、卦义；提出卦才说。另外，程氏还喜欢在解释某卦卦爻义时，对《周易》其他卦出现的类似的内容加以归纳比较阐明，例如他在释《蹇》九五爻辞时归纳比较了阴居二、阳居五与阴居五、阳居二时功用大小之异；在释《升》卦九二爻辞时阐明了《象》所说“有庆”的通义；在释《归妹》卦时总结了《咸》、《恒》、《渐》和《归妹》四卦男女相感之义的异同；在释《丰》卦《象》之时归纳了《噬嗑》、《旅》、《丰》三卦折狱之义的异同，等等。上述这些特点都是王弼注《易》所没有的，但由于它们要么与王弼关系不大，要么在程颐易学中的地位也不是非常重要，所以此处仅略为言之，不再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1］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宋）程颐.周易程氏传［M］.二程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5］ 金生杨.《苏氏易传》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
［6］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