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李退溪同时代的韩国学者曹南冥，依据程朱等的象数观念构建了独特的体系结构，这使他对天道与人道问题拥有了自己的见解。在天道观方面，南冥通过他的10 幅图解，勾勒出一幅从宇宙演化-结构-本体追寻-内在规律（包括变化运动原因、必然性、趋势）——天人关系的图景，使理学天道观的内涵得到充分的阐示。在人道观方面，他把太极、乾道变化落实到各正性命、继善成性而立诚的过程之中，较为形象地为人类的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上的依据，从而弥补了当时韩国哲学研究注重义理而忽视象数的缺陷。
关键词：曹南冥；李退溪；象数易学；以图释理；贯通天人
Significance of the CAO Nanming’s Yiology by the ten diagrams made by him
Abstract:As a contemporary Korean scholar with LI Tuixi, CAO Nanming constructed a special system based upon CHENG Yi and ZHU Xi’s imagenumber ideas, revealing his distinctive understanding to the Dao (Way) of heaven and that of human. For the Dao of heaven was concerned, through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10 diagrams, he sketched a prospect from the cosmic evolution to the cosmic structure, to the pursuit of ontology, to the inherent law (including the cause, inevitability, and tendency of changes and motions), an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making the idea of the Dao of heaven adequately manifested. For the idea of the Dao of human, he actualized the idea of Tai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Dao of Qian (hexagram 1, symbolizing creative, heaven, and so on) in the course of correcting the nature and life of the myriad things, accumulating goodness to perfect the nature, by which the sincerity w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refore he vividly found an ontological basis for human morals and virtues and compensated the defects of then Korean philosophical studies only stressing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but neglecting the imagenumber Yiology.
Key words:CAO Nanming; LI Tuixi; imagenumber Yiology; explicating idea by diagrams; uniting the heaven and human
我国《周易》在历史上曾作为《五经》之一而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韩国即是其中之一。近年来中韩两国学术界均已注意到16世纪韩国哲学家李退溪（名滉，字退溪，1501-1570）等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对其他一些人尚嫌关注不够，由此而及的是对韩国引进《周易》的总体状况亦缺乏应有的梳理。本文欲自分析与李退溪同时代的学者曹南冥（名植，字南冥，1501-1572）易学思想入手，对其国《周易》研究的情况作出涉略，以期为进一步理解《周易》理论的历史意义提供自己的意见。
一、 崇奉朱子，关注象数
韩国有着悠久的学《易》历史，据史载，早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的儒学经籍已传入其国。至魏晋时期，佛道之思想及相关典籍也进入了其时称为高句丽的韩国。公元7世纪的韩国新罗神文王朝（682年）正式设立国学，当时的教学内容中就有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传。由于那时规定学者中若有博通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三史（史记、前后汉书）和诸子百家者便可超擢录用，故可料想其中已必有精通《易》理者。此学制一直延续了一百余年，致使这种学术层知识体系构建得到了较好的承继。
当时韩国人解《易》，主要结合于天道观念。与其国传统的崇尚生命、重视人间的自然化风流道精神相呼应，他们的《易》理研究主要致力于对自然与人类生活做相互结合的思考，着力于对自然与人的主体之间联系的把握。在相当于我国唐代时期的高丽前朝，韩国一度盛行风水地理说，这里往往以子丑寅卯等命名方位，将它们与乾坤泰否等八卦之象相联系，并以阴阳对立解释判断吉凶及其变化的依据。另外它还与图谶相结合，对个人或国家的未来作出预言，这里讲得较多的是历数和气运。如在韩国民间流传的《青鸟经》，提出子、午、卯、酉为通天之四门，乾、坤、艮、巽是立地之四柱。认为它们在各式条件的左右下发生不同的变化，而其中变化的依据则在于阴阳的作用。故文中有“生，不过阴阳内；交，不过八字内”的说法，并把此意具体化而为“乾巽为阳始，坤艮为阴始；左旋龙，必须具备乾亥壬子癸丑艮寅之八字，右旋龙，必须具备乾戌辛酉庚申坤未之八字”（参见图一）。
应当说上述这些说法已吸收了我国汉代以后将《周易》与对天道运行的内在规律与宇宙结构模式探讨相结合的思路，体现了对《周易》理解的深入。
至高丽后朝（约自12世纪始），韩国学术界逐渐进入探讨性理学阶段，他们通过向宋朝廷派遣学者留学等方式，接触到了理学思想，从而加强了对形而上学之关心，并通过对性命义理的理解，提出符合新王朝所需之伦理道德观念，为国家制定内外政策、重整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服务。到了相当于明代的朝鲜朝后，《易》学研究主要围绕着二程、朱熹有关学说而进行，在天道观上则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主旨。当时形成以李滉（退溪）为中心的思想代表，而他的《周易》研究就是以朱子的义理之辨为宗旨的。
与李退溪同年出生、同为朝廷贵族后裔的曹南冥，与李氏有着多年的交往经历，其《答退溪书》中曾有“平生景仰有同星斗于天，旷世难逢，长似卷中人，忽蒙赐喻勤恳，拨药弘多，曾是朝暮之遇也”（卷二）[1]之言，可见对退溪的人品、文章有着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在行事、著述立说等方面则有自己的想法，从而在思想学说上出现与退溪不同的特色。与李退溪学派不同的是，曹氏虽然也关注心性问题，但他却较少在义理观念的阐述上下工夫，而把精力放到了对易学的象数体系的研究之上。为此，他曾躲避于山林潜心钻研《周易参同契》、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本义》等著作，并以此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这种研究思路，使他为当时的韩国学术界提供了在天道与人道问题上的新见解。
二、依托《河》《图》，解析天道
曹南冥受易学的影响，首先反映在以图解义的诠释方式上。我们知道，《周易》是我国历史上较早以“象”来表现思想观念的一个模式，它将天道观中的宇宙结构问题与宇宙生成问题加以结合的思考，由代数模式出发进行类比推理，对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功能发挥有着更多的重视。当它在经过了历代的进化，于宋代以“河图”、“洛书”、“太极图”等形式展示于众人之前时，这种形式已经臻于完善。在韩国，类似以图述理的方式已通过权近（1352-1409，字可远，号阳村）作的《入学图说》而得到试行，以后又有郑之云（1509-1591，字静而，号秋峦）所作的《天命图》对这种图形表现方式有了进一步继承，但他们主要从人道而非天道方面从事模仿，故所画之图多不及《河》《洛》。
李退溪仿中国元代学者程敏政（字复兴，号林隐）《心图》，做《圣学图》10剳于1568年上奏宣祖，可说就是上述以图解意形式的较好应用。由于他的图受到了宣祖的肯定，所以使这种诠释方法广为流传，几乎成为当时社会释解人生形上疑问的典范。但退溪作图主要借鉴林隐程氏（即复心）图式，后者之图虽然多达数百幅，然多仅及人道观部分，故李氏10图中多用西铭、小学、大学白鹿洞规、心统性情、心学、仁说、敬斋、夙兴夜寐等命名，这些都是在人伦部分的阐述，主要阐示的是懋德业、勉日用等现实作用方面，而其中反映天道内容唯有周敦颐的《太极图》，且主要仍只在义理方面做出发挥。这样未免为当时的学术界留下缺憾。
曹南冥同退溪先生一样，也以程敏政图式为出发点，但从细目而论，则几乎用了10幅图式来系统地说明对天道问题的理解，占据了整个图式的五分之三。这不仅在篇幅安排的侧重点上不同于退溪，而且在内容的解析方面也走着与退溪不同的一条路。
在一般韩国学者立论天道观的《太极图》（他称之为《三才一太极图》）之前，南冥特撰画《龙马图》（《河图》）、《洛书》、《孤虚旺相》、《伏羲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羲先天后天（图）》等5图，对宇宙本原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宋代象数学中的易图体系，所传递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之《河图》《洛书》，以数的排列组合，论证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人们理解了各种事物之间既相生成又相克抑的复杂关系。被南冥称为《伏羲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羲先天后天（图）》的图式，在中国被列为“先天四图”与“后天二图”。它们并载于朱熹之《周易本义》。这些图不仅论述从宇宙间之“太极”、“两仪”到六十四卦的衍生程序，而且进一步指出事物的阴阳对立元素可以不断分解、剖析以至无穷，自然界万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从一到多、从单纯到复杂，并以对立面的形式互相依存，这种运行变化过程是不断繁衍、未有终止的。至于《太极》图式，则更多体现于将《易》理引申到此外的哲学领域，揭示大自然或宇宙本体的生成规律。[2]据南冥自称，他的上述各图主要依据朱熹的《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与学生兼朋友蔡元定同著)。确实，对照起来看，朱熹《周易本义》中作有9幅图式，而南冥的关于宇宙演化的5幅图式大都是这9图的演化。
南冥在首出的《龙马图》中，标示了朱熹原书所录的《河图》，并引二程、朱熹、胡宏等语录，提示其中的天道含义。从他所引的各段语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出现的卦象、阴阳奇偶之数及五行、方位，排列成始下且上、次左次右、以复于中，又始于下的生成之次及自左旋转的运行次序。这是对阴阳生成秩序的呈现。此种对宇宙结构的图式分解，与我国汉代儒家学者董仲舒所说的颇为相近，所不同的是，南冥提出此种旋转过程富于变化，而不是始终由阳孤悬于上而阴独居于下。这样就避免了董氏独断主义的错误。南冥在《龙马图》下陈列《洛书》，说明同样的八卦排列，也可有新的变通，它反映的是各卦右旋相克之理。南冥此说对理解周敦颐《太极图》有着直接的帮助。应当说周氏原图解太极静极生阴、动极生阳，很难对其中动静的由来作出圆满的解释，从而为神秘主义的进入留下了余地，而现在南冥先生从易理源头加以解释，则从阴阳的生成及其变化的运数依据中总结出其中的道理。从文中我们可知，数有奇偶之分，其中诚如南冥所引的节斋蔡氏（即蔡元定）语录的那样：“偶者静，静以动为用故和皆奇，静者必以动而后生也；奇者动，动以静为用，故位合皆偶，动者必静而后成也。”（卷二）[1]意思为奇数为动、为阳，偶数为静、为阴，而动静、阴阳的变化就是出于数的不同排列组合。这种说法从数的合理性上为动静、阴阳变化找到本体上的依据。虽然南冥先生在说这些观点时，主要通过转述蔡元定某些语录来实现，但由于经过了他自己的排列组合，所以较好地传递了中国《周易》阐述者通过对数中包含规律的观念表达的对事物变化内在规律性的充分肯定。
《孤虚旺相》也是南冥根据《河图》自造的图式，大致是在原先框架内配上天干、地支，可能与其受汉代纬书的影响有关。南冥以此作为贯通幽明之故的途径，认为从中可较为确切地把捉住事物发展中旺、相、休、囚等诸现象流转的原因及预测其中的必然趋势。《伏羲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源自朱熹的《周易本义》，两图合而为第四图，强调的是生生不已的体用关系。《羲先天后天（图）》则对宋代学者所说的气生万物观念作出详细的说明，认为所谓阴阳生两仪，即生出清浊之气，显然这里包含有先天与后天的结合，并将太极与“心”加以联系，体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结合的思路。应当说朱熹讲《周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想把它们与《太极图》及“理”“气”概念作相应的联系，对天道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考察。而南冥先生即是以此为出发点，对天道问题作出思考的。
曹南冥通过这5个图式构勒出一个天道演化系统，这里以太极、心为道体，通过太极-阴阳-四象（四时）—五行（生克）—八卦—万事万物的变易路径，参杂左旋、右旋的演变程序，使道体中蕴涵的体用关系得到了较好的表现，明确体现了理学家们关于宇宙演化在阴阳辩证关系中合乎规律地、逻辑性地展开的思想观点，也初步涉及了理气关系的作用所在。
接着上述5图的是《三才一太极图》与《太极图与通书表里图》，这两个图都是南冥在取纳周敦颐《太极图》基础上升华而成的。它们的特点在于把“本体”作为逻辑的起点，以其统御“太极”、“阴阳”、“天、地、人”等原本在朱熹等前人以为是第一性的东西。这样就使他的立论开始于一个更为抽象化、理论化的起点之上。此外，他还将朱熹的“理”、“气”思想融入图式之中，阐示出“太极”与“理”、“气”的密切关系。在图中，“太极”与“理”处于同一层级，而“气”则出现于阴阳五行的作用之后。由此而知，“太极”只是“理”、“气”的“太极”，它不能脱离 “理”、“气”而独立存在，就如同“理”、“气”不能游离于“太极”而各自独立存在一样。“太极”是“理”、“气”存在的最终形式，也是体现宇宙万物存在的最根本的形式。在这里曹南冥还对朱熹所涉及的“理”“气”在生成万物之时的关系加以辨析，认为在肯定朱熹所说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之外，还应看到在“化生万物”期间“气”的主导地位和根本推动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然也”（卷三《学记上·论道之总体》）[1]的意思所在。
宋明理学的天道观主要源自于周敦颐的《太极图》，以后经张载、二程、朱熹等学者的扩充、推演、诠释，形成较为严密的天道观体系。可惜朱熹的图解形式没有被后人充分重视，致使直到后世，他对天道问题的看法还是分散于各本各篇之中，没有得到专门的诠释。南冥通过他的10 幅图解，勾勒出一幅从宇宙演化-结构-本体追寻-内在规律（包括变化运动原因、必然性、趋势）——天人关系的图景，使理学天道观的内涵得到充分的阐示。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虽然李退溪自谓其说依据于《周易》，然因篇幅中多及心性伦理，故反不及南冥图中对《周易》观念的应用。南冥依托朱熹《周易本义》，以《太极》、《河图》、《洛书》为天道观发端，做到持之有故、又自成一家之说，对理学中象数学说的思想性作出了有说服力的阐示。比如他在上述两幅图中均将“天地”的位置提升到较高的地位，这是原先周敦颐《太极图》中曾相对忽视的内容，曹氏认为这个“天地”与“太极”之间构成一虚一实的关系，它往往成为宇宙本体及其生命精神的物质载体。这样就使《周易》中的“天人合一”宗旨得到较好的体现，也为以后他将天道与人道结合的考虑，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的10图不仅有功于人们对理学天道观的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周易》思想的多层面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