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的另一重要论域是文明对话。文明对话问题的提出源于国际生活中的现实矛盾，两大阵营的冷战结束以后，国家与国家间的争执、民族与民族间的冲突并没有减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主义仍在蔓延。据此，美国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亨廷顿认为这些都是由“文明的冲突”造成的，具体表现是过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地缘政治已经让位于现在的文明支配下的地缘政治，过去的冷战集团的对立代之以现在的价值上的冲突。亨氏承认“多元文明世界”的存在，但由于其学术背景以及对冷战思维的承袭，他在承认文明多元性的前提下，否定了文明间的和谐共处，在追寻冲突的原因时，却把它归咎于文明的多元性。且不说其观点的唯心性，即没有探讨文明冲突（动机）背后的动因（物质原因），单就其 “相信西方所代表的模式是将来唯一的模式”（第254页）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和霸权思维模式。所以，他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来自多方的诘难，中国学者对此批评尤为激烈。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文化上的一种霸道，而且有悖于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杜维明的批判也是儒家式的，他肯定了亨氏对“文明多元的预设”，但批判了他的冷战思维，批判了他承认多元文明的排斥性理论。提出文明积极互动“对话”的主张，这体现了他的儒家包容性人文主义的主张。

与亨廷顿的意见相左，德国神学者孔汉思在坚持文明对话时，提出了自己的“抽象的普世主义”理论。但是他的理论有缺陷：一是这种“抽象的普世主义”“如果再和西方霸权结合在一起，会产生许多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二是在理论上它的“最基本的还是自由人权等导源于现代西方的‘启蒙’价值。”（第255页）所以，他的理论不切实际，如杜氏所说：“他一生是从事基督教研究，他有一本书讨论如何在现代做个基督徒，有一千多页，其中只有三十多页是讲比较宗教，讲到儒家只有二三段。”因此，“我们如何相信他的普世伦理真能超越特殊和排他性，而他的淡化削弱不只是传递福音的策略。”（第255页）

基于以上因由，杜氏的新轴心时代的平等、多元的文明对话的具体主张是，“从积极方面看，在多元架构中，诸文明均‘采取以仁心说、学心听和公心辩的态度，从容忍、共存、参照、沟通，逐渐提升到尊重、了解和学习的祥和之境，’乃是‘迈向全球伦理共荣的先决条件’；从消极方面看，一味承认多样则‘又怕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因此，我们特别要强调社群伦理，全球的社群伦理’。”（第256页）

在建构全球伦理时，杜氏从文化角度提出全球伦理的建立必须以根源性与普世性的结合为基础，形成“一种能够符合全球任何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第257页）。这就是各大文明思想家得出的人类社群可以共同奉行的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可以用孔子的话表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另一个是可以用康德的语言说的“人是目的”。他说：这两个原则不仅与“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而且“和佛教、道家、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伦理也可以合拍”（第258页）。但是，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相比，儒学在建构全球理论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儒学实质上是“一种修身性命之学，一种个人、社群、自然、天道面面具到的包容性人文主义，在当今多元根源性与全球一体化双向深入，人的状况已经面临困境，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宗教多元以及全球伦理等思潮日益成为人类强烈诉求的时代条件下，相对于其他在个人、社群、自然、天道四层面中所偏畸或缺失的文明传统，特别是相对于表现为个人/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作为一种排斥性人文主义的现代启蒙理性，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第261页）。他的这一段话不仅表达了儒学在建构全球伦理中的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杜维明对自己新儒学立场的坚守。

除了反思启蒙理念、进行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外，他还对文化中国、多元现代化诸多前沿性的问题作了深入探究，提出了许多创发性的观点和论断。读完之后令人颇受启发，也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写的《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话：“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的存在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社会的事，学者是为社会而存在，社会的使命就是学者的使命。杜维明就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人，为儒学而存在的人。一次直肠息肉手术之前，他竟然想到如果一命呜呼，墓碑上是写“一个在美国进行儒学思考的从业员”还是写“现代新儒家”？（第26页）这件事情本身反映出在他的潜意识层儒学对他的生命意义。可惜，在目前的学术界像杜维明这样的人太少了。总之，在认真读完胡治洪的《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后，感觉他对杜维明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全面性。研究内容涉及杜维明思想的全部，有哲学本体论、宇宙论，认知方式、道德形上、人学思想、政治理论、儒学的宗教性、启蒙理念、工具理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女性主义、生态环保、文化中国、多元现代化、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等各个方面。二是系统性。即研究不仅有杜氏业已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而且有他早年的读书笔记、老师的讲课大纲以及个人的日记等，可谓资料系统详实。三是深刻性。他有幸去杜维明身边工作学习，使之能真切感受杜氏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为学问道，从而为其掘井及泉式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他本人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四是前沿性。由于杜氏思考问题的前沿性，所以也使得他在研究杜氏思想时而走到了新儒学研究的前沿。人们据之可以“了解当今世界学术界儒学讨论的前沿课题，以及国际学术界与儒学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最新发展”（陈来语，见书后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