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第23一24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
（2）《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载《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3）《中国古代文化》第121、24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83年版。
（4）《中国思想的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第26一30页，（New York）Alfred A. Knopt. 1989.
（5）《孟子·告子下》。
（6）《礼记·礼运》。
（7）同上。
（8）同上。
（9）《孟子·万章上》。
（10）《陈亮集·问答》，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12）《左传·文公十三年》。
（13）《孟子·万章上》。
（14）《左传·裹公三十一年》。
（15）《孟子·离娄上》。
（16）《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17）《孟子·尽心下》。
（18）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其时确为战争频仍，动荡不已的无道之世。
（19）《论语·泰伯》，同书《宪问》亦记此语。
（20）《论语·公冶长》。
（21）以此分析孔子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显非创新性的突破，而如其自述那样是“述而不作”。不过，这“述”又绝非因循守旧，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依据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及超越现实的观解所作出的诠释或阐述。
（22）《论语·泰伯》。
（23）《论语·八佾》。
（24）《论语·为政》。
（25）《史记·五帝本纪》。
（26）《论语·泰伯》。
（27）《论语·卫灵公》。
（28）李瑞智、黎华伦这二位“从政而资深”、且对东西文化均有相当了解的澳大利亚人曾对之评曰：孔子很早就对法治和德治“作如此明确的阐述，以及贯穿中国历史的反反复复的儒法之争，使人们深深意识到德治和法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联想当代人们对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反思，可以提醒人们，它的所作所为靠的是一个德、法并重的政权。”当然，这种认识，“今天在西方是难以理解的。”又说：中国重“德治”而使法家失宠的事实“向中国人民显示，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制度，不是一架僵化的机器，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一机体的细节难以驾驭，这就表明它具有整体性和条理性，而这种整体性和条理性是内涵的本能特性，非法律所能强制。”（详参李、黎二氏著《儒学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9）《论语·颜渊》。
（30）《论语·季氏》。
（31）《论语·季氏》。
（32）《论语·学而》。
（33）《论语·公治长》。
（34）《论语·为政》。
（35）《论语·颜渊》。
（36）《论语·尧曰》。
（37）《论语·先进》。
（38）如《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同书《子路》记孔子之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39）《论语·泰伯》。
（40）《论语·子路》。
（41）《论语·雍也》。
（42）《论语·学而》。
（43）《论语·述而》。
（44）《论语·卫灵公》。
（45）《论语·里仁》。
（46）《论语·泰伯》。
（47）刘向：《战国策·叙录》。
（48）《史记·天官书》。
（49）《孟子·梁惠王下》。
（50）《孟子·滕文公上》。
（51）《孟子·梁惠王下》。
（52）《孟子·梁惠王下》。
（53）孟子所述的史事，未必尽皆真实，有的或许还加上了他的夸饰之辞，然多有自古以来口耳相传的传说作为依据，故而笔者将之称为对古代史事的“追述”和描绘。
（54）《孟子·离娄上》。
（55）《孟子·公孙丑上》。
（56）《孟子·离娄上》。
（57）《孟子·离娄上》。
（58）《孟子·梁惠王上》。
（59）《孟子·滕文公上》。
（60）《孟子·滕文王上》。
（61）《孟子·尽心上》。
（62）参阅《孟子·公孙丑下》。
（63）《孟子·滕文王上》。
（64）《孟子·梁惠王上》。
（65）《论语·子路》。
（66）《孟子·公孙丑上》。
（67）《孟子·尽心上》。
（68）《孟子·尽心上》。
（69）《孟子·梁惠王上》。
（70）《孟子·梁惠王上》。
（71）《孟子·滕文公下》。
（72）参阅《孟子·公孙丑下》。
（73）《孟子·离娄上》。
（74）《孟子·尽心下》。
（75）《孟子·尽心下》。
（76）《孟子·离娄上》。
（77）《孟子·梁惠王下》。这使孟子的“王道”多少有了点古代民主意味。
（78）《孟子·梁惠王上》。
（79）《孟子·梁惠王上》。
（80）《孟子·梁惠王下》。
（81）焦循《孟子正义》卷四引东汉赵歧解“人和”之语。按，《孟子·公孙丑下》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
（82）《孟子·公孙丑上》。
（83）《论语·雍也》。
（84）《论语·述而》。
（85）《孟子·公孙丑上》。
（86）《孟子·告子上》。
（87）《孟子·滕文公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