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同上述纯学术思想层面上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完全不同格调的，是在非学术思想层面上屡屡兴起的、虽无学术意义却对学术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政冶运动。这些政冶运动尽管也已反道学为内容，但实际所反映的只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
首先是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抗争及由之而引发起的政治局面上的反道学事件。唐仲友（1135一1187年）倡经制之学，学术思想上同陈亮、叶适“最为同调”，而与朱熹为代表的道学相异趣。这本是极自然的学术观念上的歧异，二者由此歧异而展开一定的思想论争亦应为自然、正常之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因宰相王淮之荐，就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职务，巡视浙东，次年行部台州，遂据台州人告发而向朝廷六次上章弹劾原台州知州唐仲友（时已改任江西提刑，然尚未赴任），由此引发二人之间的激烈奏论，终以仲友罢归、朱熹奉祠到武夷山居住告结。其间，唐、朱之间的是非曲折，如唐仲友是否确如台州人所告发而朱熹又信以为据的那样贪赃枉法？朱熹在接到告发后居然以六次上奏的激烈形式予以弹劾，这是否表明朱熹确曾经过认真调查证实，抑或并非如此，而是因了学术观念上的歧异引发出来的意气用事？朱、唐二人在相互激烈的奏论过程中，是否都多少受到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暇详论，加以年代久远，书缺有间，亦已难以详作辨析。（27）我们关注的焦点，乃是因此事而引起的一系列“震动”：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泄盗名，不宜信用。”接着，御史陈贾在面对时又进而论“道学”之陋习道：“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控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裨于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这类主要针对朱熹的攻诋道学之言论为孝宗“从之”。（28）其后，虽有尤袤进言，为道学辨护，希望朝廷“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勿以“道学”为伪，更不能以之罪人，但孝宗以“真伪相乱”为由而不纳其言。（29）于是，一场以道学为伪且为罪，并以之整肃学人的政冶风波便勃然而起，甚至一些在学术思想上始终持守反道学立场、观念颇为纯正的学者也受到“道学”株连，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初，陈亮被捕入狱，即因“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而事实上，陈亮之人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本非闭眉合眼，朦疃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30）
淳熙十五年（1188年），又发生了一起以“道学”为罪名而弹劲朱熹的事件。兵部侍郎林粟与朱熹讨论《周易》及张载的《西铭》，并曾将其所著《易解》寄给朱熹以询意见，但双方意多不合，朱熹更批评林氏《易解》“大纲领处有可疑者”，遂引起林粟忌恨，甚至以扣政治帽子的方式刻奏朱熹：
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论，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列朝，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诫！（31）
这种挟嫌报复，以至“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的做法，自然引起正直士人的反感和忧虑，如时为太常博士的叶适见到林粟上疏后，即作《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指出：“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然而，积习已成，风波难止，从政治局面上以“道学”为罪而打击异己、迫害士人的事端时有发生，到光宗朝竟出现了“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32）的非常态现象。这显然已绝非是单纯的反道学问题，更无任向学术意义可言了。
如此演化到庆元年间，终于发展至最为恶劣的地步。如庆元二年（1196年），刘德秀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末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胡 斥曰：“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诉毁圣德，几至大乱。”郜褒然亦谓：“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宁宗深为此种舆论所动，乃下诏曰：“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即不准许那些被目为“伪学”的人士在朝为官，道学家以至并不主张道学的儒家学者遂在“伪学”的罪名下纷纷遭受沉重打击，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领城。其后不久，这种从政治上打击迫害道学的行径再次升级，道学终由“伪学”而被斥为“逆党”。庆元三年（1197年）闰六月，草惜大夫刘三杰陛见时以十分激昂的语调论道：
今日之忧有二：有边境之忧，有伪学之忧。边境之忧，有大臣以任其责，臣未敢轻论。若夫伪学之忧，姑未论其远，请以三十余年以来而论之：其始有张栻者谈性理之学，言一出口，虚枯吹生，人争趋之，可以获利，栻虽欲为义，而学之者已为利矣。又有朱熹者，专于为利，借《大学》、《中庸》以文其奸而行其计，下一拜则以为颜（回）、闵（子骞），得一语即为孔、孟，获利愈广，而肆无忌惮，然犹未有在上有势者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为右相，欲与左丞相王准相倾而夺之柄，知此曹敢为无顾忌大言而能变乱黑白也，遂诱而置之朝列，卒藉其力倾去王准，而此曹益得志矣。其后留正之来，虽明知此曹之非，顾势已成，无可奈何，反藉其党与心腹。至赵汝愚则素怀不轨之心，非此曹莫与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其为鹰犬以觊悻非望，故或驾姗笑君父之说于邻国，或为三女一鱼之符以惑众庶，扇妖造怪，不可胜数。盖前日为伪学，至此变而为逆党矣！（33）
这样一种全面而又残酷训寸学皆的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时，不仅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34），其弟子中以至有人“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且，“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35）至于监司、帅守荐举改官，须在奏牍前声言此为“非伪学之人”；而科举时，应试者亦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36）更成为普遍现象。这种使学者普遍受到迫害，令士人个个自危的行径，自然同学术思想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本质区别。它丝毫无益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只会造成从学术领域到政治领城万马齐喑的局面。南宋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正是随着“庆元党禁”之兴而告终结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