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向着未来，怀抱希望，是人类最普遍的要求。然而未来、前途和命运又是最不易知晓的领域。

    在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包括前途和命运。预卜未来，只能求诸葛亮于神意。用于顾卜的各种中介物，从天上的日月星辰到地上的鸡骨草棒，包括圆梦等等，之所以能预卜未来，就是因为其中渗透着、表现着神的意志。

    随着理性思潮的兴起，预测活动也发生质的转变。《周易》中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是神学到哲学的发展，也是从神学占卜到理性预测或科学预测的发展。正是在《易传》的形成时期，卜筮遭到进步思想家的严厉责斥。朝霞非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徵》）。韩非还认为，迷信卜筮，是非常愚蠢地事情：“龟  鬼神，不足以举胜……然而持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

    在理性思潮兴起以前,占卜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崇敬高的地位.朝庭占卜所决定的事情,就是贵族们反对,也必须执行(参见《尚书．洪范》）。但是到了汉代，那以占筮为业的易学家有些就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的事业也被世人轻贱，认为是“卑  ”的行为（参见《史记．日者列传》）。被写入《三国演义》的管略，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管略卓有才能，但他主要把《易》用于占筮，这样的学问，已经落后于时代。而和他同时的王弼的《周易注》则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在一千多年里，被认为是对《周易》的权威解释。封建国家不能没有神学，因而也不能完全取消占筮，但占筮及占筮者的社会地位，却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武则天当政时曾规定：“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武则天：《定伎术官进转制》），其地位大约仅相当于今天一个科长。朱元璋作皇帝，找来星占家卜算他的王朝能维持多少年？有人提议，王朝长短在于德行，不必占卜。

    当神学占卜衰落的时候，理性预测和科学预测发展起来。《易传》说：“易弥纶天地之道”。这就是说，在《易传》作者的眼里，《周易》主要不是传达神意，而是在描述天地之道。因此，预测未来，就只有靠对天地之道的了解。为了解天地之道，中国古人广泛而认真地研究了社会，研究了自然界，发展出哲学和科学。

    哲学和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然而认识并不是人类从事哲学和科学活动的目的。目的是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行动之前，特别在那些具有新内容的行动之前，人们在计划行动方式的时候，就同时预测着行动的后果。“计划”、“预测”的理论根据，乃是得自于哲学和科学。

    一般说来，人类的哲学和科学活动，都是预测活动。人们认识了日月食的规律，就能预测出何时发生日食；知道了不受外力作用时物体保持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乃是预测物体在各种条件下运动状态的基础；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规律，同时也就预测到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理性的或科学的预测活动，起初和人类一般的认识活动，甚至具体的社会行为结合在一起。后来，在那些最需要预测的军事斗争中，理性或科学预测首先发展起来，成为独立的军事机构。主帅那多少不定的谋士发展为组织严密的参谋部，负责收集、分析情报，制订作战方案，预测战局的发展。后来，专门的预测活动在政治、经刘领域也发展起来，在一些专门的机构中有一批专职人员，他们只管出谋划策，而不从事具体的政治经济活动。在他们背后，有一大批人为他们收集种种各样的情报。最后，在科学研究机关也分离出了专门的预测机构，它预测科技的发展趋势，为国家的科技规划提供建议。从事这些预测活动的，都受过一定程度的严格训练，使用着现代最先进的设备和手段。和这样的预测活动相比，那《周易》的占卜活动又算得了什么呢？

    科学预测必须有三个条件：1、一定的政府；2、必要的情报；3、精密的分析。三条缺一不可，而那作为预测基础的理论，则往往是经过多少世代，由许多最聪慧的关脑辛勤工作的结果。科学预测的原则是：一定的理论只适应于一定的范围。利用元素周期表，只能预测未知元素的性能，而不能预测战争的结局。

    神学占卜的范围却没有任何的很制。占卜术士们利用《周易》的占术，宣称可预测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况，可预测人的升学、就业、婚姻、疾病、生死等等的前途和命运，所依赖的，仅是和预测对象毫不相干的、或至少无必然联系的道具。在这里，除了相信其中有神意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五

    中国古代，《周易》的地位十分崇高。那时候，《周易》并不攀附科学，倒是科学攀附《周易》。比如刘歆，他说历法数据导源于《周易》，是为了抬高历法的的位。在数、医学等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形。现代社会，由于科学的地位十分崇高，就使情形倒了过来，不是科学要攀附《周易》，而是《周易》要攀附科学。表面上，人们好象是仍把科学攀附《周易》，因为他们说《周易》中包罗了现代科学的一切。实际上，他们却是把《周易》攀附科学。因为在他们眼里，《周易》之所以崇高，乃是因为其中有科学。假使其中没有科学，《周易》还崇高吧？因此，在那些热心于“科学易”的同志们中间，真正崇高的是科学，而不是《周易》。无论是把科学攀附《周易》，还是把《周易》攀附科学，都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这两种说法，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既无助于科学，也无益于对《周易》的研究。

    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创造，其中也包括《周易》。不论《周易》是否包含现代科学的内容，也不论《周易》对古代科学是有益还是有害，它都有自身的价值。除了科学的价值还有理论的价值；除了现实的价值还有历史的价值；除了实用的价值还有审美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价值就应存在于各个方面。在这里我们正应该放开自己的眼界。

    不容否认，一些热心于“科学易”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仍然统治着现代科学的那些思维方式的弊病，企图从以前被轻视的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寻找出路，以尽快发展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这样的心境，是非常值得敬重的；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恰当。

    几乎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包括《周易》在内，都具有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定在纸上的结论，一个是形成它这些结论的创造精神。写在纸上的结论往往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失支意义，但它那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创造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这种创造精神，乃是人类文胆进步的动源。

    《周易》最后完成于战国时代，但是“易学”在二千年以后还在继续。《易传》就不是对《易经》的单纯注解，“易学”则更是对《周易》的自由发挥，当前人们热心讨论的先天图、太极图等等，并不是《周易》中已有的东西，而是后人的发挥和创造。赖有历代的发挥和创造，中国古人才由—— --两个符号开始，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根深叶茂的易学体系。不满足于前人，突破前人的藩篱，正是《周易》，也是易学的基本精神，而我们今天许多热心于《周易》的同志，却偏偏忽略了《周易》和易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精神。他们忘却了创造新事物的任务，却把过去所创造的框架、模式当成奇妙无比、深奥莫测的金科玉律，并企图用它们来规范现代已经创造的成果，这种作法，只能给已的的东西作一些事后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不能创造任何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