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联系。在这方面，郭维森1982年发表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此文最早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后辑入黄寿祺、张善文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中。）一文，是在这方面研究中发表时间较早，而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易传》的哲学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以前出版的文学批评史注意到这一点，曾有所论述。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一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所表现的文学观”一节。合观二书，《易传》中的文学观念都已概略地提到。但是，随着对《易传》哲学价值的认识的提高，其文学思想还有进一步详加阐述的必要，尤其是《易传》文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更需要认真地探讨。［１３］
作者认为，在《易传》的文学思想中，“象”与“变”这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他指出：易象模拟自然因而文章也源于自然；刘勰所谓“文原于道”，而道即指自然之道；文源于自然之道可说是《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他还仔细地分析了《易传》中“变”的观念以及“言不尽意”、“修辞立其诚”等观点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
关于《周易》的“通变”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除了敏泽、郭维森的上述论文作过论析之外，马茂元、刘建国等人的论文也对这一问题作过较详细的论述。
马茂元在《说〈通变〉》（此文原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中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于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然而把它具体地运用到文学理论上，则自刘勰始。［１４］
马茂元认为，刘勰创作的《通变》篇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指出：
《通变》是《文心雕龙》下篇中重要的一篇。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以阐发，反映了刘勰进步的文学历史观，与《体性》、《风骨》、《情采》、《时序》等篇相表里。［１４］
马茂元在文章中还论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何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小结：“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的精义之所在。”［１４］刘建国的《“通变”杂谈》，虽然题为“杂谈”，但并不“杂”，而是专论“通变”的学术论文。作者认为，“马茂元先生、郭晋稀先生等前辈已经早就把‘正论’做了，轮到我自然只好写几句杂谈了。”［１５］在这篇“杂谈”中，作者论述了刘勰探索“通变”的历史原因；阐释了《通变》之义；论析了《通变》与《系辞》的联系；论证了刘勰是个发展论者，他在《通变》中所提出的“会通”与“适变”的理论是宣传文学革新的理论，并非鼓吹复古。由此可知，这篇论文对《通变》篇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三、《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
论述《周易》之道、《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论文和专著相当多。张其成撰写的《易道：中华文化主干》［１６］一书，立足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全面透视《周易》经传，提出“易道”是博大精深的“易文化”的内核，“易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此书观点新颖，对“易道”的剖析涉及面很广。
由杨明照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是一部总结和展示文心雕龙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文集。其中由何懿撰写的《“原道”》一文，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研究分四个方面进行总结：一、“道”的性质；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论是否存在矛盾混乱现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作者搜集了大量论及“原道”的资料，对“原道”之道的性质罗列了十种观点：“一、儒道说；二、自然之道说；三、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说；四、自然之道与‘儒道’不矛盾说；五、从论文角度标举自然之道说；六、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理念或绝对精神；七、哲学上的二元论；八、道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说；十、‘道’是刘勰自成一家之论。”［１７］作者对各家之说分别进行了归纳、总结。由此可以综览学术界关于“原道”之“道”研究的进展情况。
《文心雕龙学综览》出版之后，仍有不少学者继续探讨“易道”与“原道”之道。陈良运著的《周易与中国文学》，其《内篇》第一章的标题为《“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之道：创造之道》；其《外篇》第二章的标题为《“原道心以敷章”—“自然之道”与文学本质》。作者认为《周易》之道——创造之道与“原道”之道——自然之道，二者是统一的。他论述道：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文学家们对文学之道，尚未有统一的、明确的认识与把握，而儒家学者又以经世致用的仁义之道为本位，直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之“道”溯流推源，以“自然之道”为文学之本原，才大致确认下来，文学之本体亦同于宇宙之本体的认识才逐渐明晰。刘勰遵“自然之道”但不排斥儒家之道；所谓以“文心”而“雕龙”，又包容了物质与精神的创造之道。［１８］
作者赞同黄侃、刘永济、朱东润、蒋祖怡、周勋初等人以“原道”之道为“自然之道”说，但他对《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有自己的见解。
笔者为了探讨《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问题，撰写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一文。该文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原道”之“道”与《周易》之“道”；二、《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论的影响；三、刘勰在《原道》篇中对《周易》经传作者的论述。笔者认为：
“原道”篇中多次论及“道”，这些“道”的含义不尽相同。其中有的指“自然”；有的指“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更多的是指古代圣贤共同体验到的自然、社会、人类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古代圣贤人生观、世界观及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抽象概括。［１９］
此文通过对“易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比较，探讨“原道”论的基本思想和《周易》对“原道”论的影响。
四、对今后“《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思索与展望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门探讨《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的论文寥寥无几。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著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出来。笔者认为，今后对“《周易》与《文心雕龙》”的研究将会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发展。
郭维森在《〈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的篇末指出：
《易传》的哲学观点，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自然会或者接受或者反对其思想指导，因此便多方面地接受了它的影响。只有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文论史上的一些问题搞清楚，所以我们不能把某些重要的哲学著作排斥在文论史的视野之外，尤其先秦时期，文学、学术不分，其重要思想流派，影响又极为深远。包括《易传》在内，先秦思想著作中所包含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应该作更深入的探讨。［１３］
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过程中，如何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这将是研究者们值得思索的问题。
笔者认为，刘勰不仅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易学家。他不是简单地承袭《周易》的思想和理论，也不是把《周易》作为引经据典时最便于使用的经书，而是创造性地将《周易》的思想、理论、文辞等融入自己的著作中，从而使《文心雕龙》成为文论史上光耀千古的杰作。刘勰的易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联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易学和文心雕龙学的研究深受学术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深入探讨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与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关系、探讨历代易学与文心雕龙学的关系，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周易》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对历代文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周易》对历代文论产生了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笔者还认为，在深入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等学术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重研究、探索如何通过古代文论的研究，更好地促进当代文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