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卦》“群龙无首”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也是只有儒、道(主要指庄子思想)并行互补才能接近的状态。正因为是理想的，所以与现世的实践始终会存在着距禹。人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一生?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同步地推动整体的前进?怎样调节个体与整体?诚然，这是每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能动的主体不会满足于植物般地机械地被动地活着，总是要设置自己的人生道路，总是要面对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因而，对生命哲学的探索也自然超出《周易·乾卦》、儒与道等纯哲学的领域，而成为一个较普遍的问题，进入文学的范畴，久久地索绕着文士的心灵。

    在先秦，伟大诗人屈原积极地追求生命的价值，努力地实现人生理想，却因得不到集体的容忍与忍可而无法发扬个体，并最终走向自体的毁灭。继屈原而后的抒情诗人宋玉，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的夹缝中，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痛苦与无奈，宋玉身上有儒家求功名的一面，《九辩》中写他“欲布名乎天下”，“布名天下”是他人生目标的寓托，但却不能实现，于是他别无选择，只有“处穷而守高”，又显示出道家的影响。在汉代，儒家思想占居主导地位，经学观念笼罩着意识形态领域。受此情况左右，许多文士如司马相如、董仲舒、东方朔、司马迁、王褒、扬雄、刘歆、冯衍、班固、张衡等等，都怀有“兼济，，之志，希望施展才能抱负，有补于国家社稷，但往往以怀才不遇而走上游心玄默的道路。怀才不遇，似乎是绝大多数文士的通病，究其根源，则在于个体的自由发展受到外界的阻挠或整体的障碍，其自我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对于大多数文士，都是先儒而后道，儒不成则道，由主动地追求儒转向消极地接受道。儒与道是选择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有一个先后相继的顺序，而不是同步并行，虽然在同一主体身上得到统一，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因此，达不到“群龙无首”，个体与整体也不可能彼此促进、共同发展。
    在建安曹魏之际，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疾疫流行，“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生命的大批凋谢，促使文士们现实地面对死亡，探索死与生的辩证，探寻生命的意义。社会四分五裂，是挑战又是机遇，为有识有志之士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也促成文士们对自我价值的探求。在这个“人的自觉”的时代，文人们也在自觉地、主动地思索、把握人生。在这方面，曹丕、曹植兄弟可以作为典范。曹丕在《与王朗书》中写：“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又《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事，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年寿有时而尽，肉骨终究化为土灰。如何从肉体升华到精神?如何向瞬间求得永恒?如何实现自我?建安文士给出了很好的答卷，他们追求“无穷”与“不朽”，他们生命的价值已融人了毕生的努力。
    建安时期是一个个体高扬的时代，集体则相对地疏淡，个体的发展可以不受集体的局限，“通脱”而较为自如。
    魏代司马氏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玄学的兴起与严酷的政治现实使得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许多文士都从老庄那里寻求心灵上的寄托。个体与集体的矛盾难以调和，个体的价值无从实现，文士内心极端地痛苦，嵇康在《六言诗》10首中这样描绘自己的理想，其一曰：
    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
    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
    宁济四海蒸民。
其二曰：
    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
    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 
    佳哉尔时可喜。
唐尧、虞舜虽为一国之君，但却“高尚简朴慈顺”，“不以天下私亲”，不以“群龙”之“首”自居，因此“万国穆亲无事”、“晏然逸豫内忘”，四海安宁，实则达到了“群龙无首”与道合一的境地。个体与集体相得宜彰，贤愚能够各自“得志”，个体得到自由发扬。这种情形正是《乾卦》所述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