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若可成立，那么，《蛊》属于创造性思维的范畴，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在前人已成事业的基础上实行再创造，在自己努力的实践——苦干、实干、巧干——中增长才干，发扬优秀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清人宋书升《周易要义》释此卦颇合此意。他释初六“幹父之蛊”有言：“初爻称子，谓克继父业”，父“幹其蛊而未成者，子能继之”；释九二“幹母之蛊”有言：“母之蛊亦父之蛊也。”合于《坤文言》所云“妻道”的“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母亲的事业也就是父亲的事业；释九三“幹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言继承父业开创新业犯点小错误不碍大事，“终受其幹，故言无大咎”；释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言：“裕，谓优容之也”，此有知难而进，不能优游而事之意，否则功败垂成；六五“幹父之蛊，用誉”不言自明；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则言：干大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利，“不斤斤以事，而志益远大者矣”！这样的解释，完全合于《坤文言》“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系辞》“盛德大业，至矣哉”……
解脱“盖父之衍”的狭隘之释，《蛊》隐含承前启后的创造性思维，大显光彩！三、《夬》——关于战争的思考
《夬》之卦象下《乾》上《兑》，一个最低等级的阴性者凌踞最高等级的阳性大王之上，一阴爻肆意乘凌于五阳爻之上，对于阳刚者来说，象征严重的危机降临，必须采取果决的行动消除危机，请看：阴爻之下五阳联属，似同仇敌忾，阳刚之气猛烈上升，强而有力，岂容阴柔琐屑者欺负到自己头上？读卦辞：“夬，扬于王庭，乎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一位威严的君王在王庭之上发号施令，誓与敌人决战一场的英武形象，浮现在我们面前。
笔者认为，《夬》卦之辞是商、周政治、军事斗争中已经有的“誓”辞的浓缩，如果卦辞确为周文王所作，他是以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为蓝本：“格尔庶众，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周武王兴师灭商的《牧誓》，更切合于《夬》所示之象，兹引其中申述出师理由一段：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令予发恭行天之罚。……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
武王姬发将纣王无道归咎于“惟妇言是用”，周受商的欺凌，也等于是受妲己的欺凌！周文王曾被纣王囚于羑里，武王子报父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后人对《夬》辞断句，“不利即戎”四字连读，所显示的气氛则较缓和：不利于立即出战，暂时容忍一下。若断为：“不利，即戎！”不利于我，立即战斗！我以为更符合当时“乎号有厉”的语境，紧接“利有攸往”，则是表明战必胜的信心；其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上六“无号，终有凶”，则是说敌人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与武王伐纣的战况和结局完全符合。
后人连读为“不利即戎”，是凭《彖》辞“‘不利即戎’，所尚穷也”，虽然敌人欺到我的头上，但不利于立即兴兵出师，用武力强行制裁；动辄兵戎相见，于仁道有憾。可是六爻之辞却是层次分明地表述了“戎”之过程：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不冒险前进（初九）；待机而动，时刻警惕敌人偷袭先下手（九二）；在战场上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官兵同心对敌（九三、九四）；消灭敌人，斩草除根，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九五、上六）。因此，以“不利即戎”为“所尚乃穷”，与《夬》的整体意蕴似有所不合。
《易传》是孔子时代产生的。虽然《文言》、《系辞》中多次出现“子曰”，尚不足以证明是孔子所作，但孔子在给学生授《易》时，阐释、发挥《易》的思想，大有可能被他的嫡传、再传弟子写进了《易传》。孔子主张“仁”之道，基本态度是反对战争，对武王伐纣也不首肯。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他认为尧、舜是“禅让”天下，《韶》乐是平和之音，所以尽美尽善；《武》乐是表现武王以战争取天下，有杀伐之音，所以“美”而不“尽善”。儒家兴起，从“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到征伐不断的战国时代，善良的人们都厌恶战争，儒家更不齿于杀伐之事。连同时代的道家老子也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章》）若是此可为据，《夬》卦辞所陈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在《彖传》作者看来，就有了缓和的必要，于是原始文本与接受文本出现了差异。
但应该看到，“不利即戎”又有另外一番道理，《象传》作者透露出一个信息：“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面临国家危机的时刻，国家内部应当安定团结，君子要广施恩泽于下民，国君更忌以至高权威自居而不关心百姓的生存状态，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要先检讨一下自己的民情国力，内部安顿好了才利于“即戎”。这样的战争思想，在《左传·庄公十年》记“曹刿论战”有精彩的表述。齐国出兵伐鲁国，鲁庄公当然“呼号有厉”而“将战”，作为平民百姓的曹刿认为在王庭之上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自告奋勇为鲁庄公出谋划策：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可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曹刿问的正是鲁庄公是否“施禄及下”，得到尚可的回答才说“可以一战”，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蒋介石在日本入侵中国时，曾以这一思想对付共产党，却未意识到“安内”最关键的“施禄及下”安抚百姓，“居德”而不讲民主，更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文章，才是真正的符合古人“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
对于战争，《夬》卦及释卦者为后人提供了两条思维线索，或说是两种战争策略。“告自邑：不利，即戎”，不能排除发令之王早已“施禄及下”，已赢得了“自邑”的民心，可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若是“不利即戎”，似乎不必先“告自邑”，应与王庭内“肉食者”们商量策划，以有效的“安内”政策告诉百姓并付诸实现，造成一致对敌的阵容。从《夬》卦辞到《彖》、《象》辞，相距5个多世纪，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战争形势，前者更具战术性质，后者则属战略的层次。两种关于战争的思考，后人可依当下形势灵活地接受，把握其对战机的判断和作为深谋远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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