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晋时期，学校讲授、私人传授和清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周易》卜筮也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易》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词、意象、形式、观念、文论和小说等方面。
关键词：东晋； 周易； 文学； 艺术
The spreading of Zhouyi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bstract: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Zhouyi was directly spread mainly by ways of teaching at school, passing down privately, and philosophical disputing (among the literati）. In addition, divination by Zhouyi also put forward the spreading. Influences of Zhouyi on literature and art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words, images, styles, conception, criticism and novels, etc.
Key word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houyi; literature; art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异彩纷呈。《周易》在获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又开始经历魏晋玄学的洗礼。玄学化的《周易》学派蔚然兴起，脱颖而出；同时，由于动荡社会的现实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广为传播，向社会作立体化、多方位的渗透。东晋是一个玄学兴盛、文艺繁荣的时代，全面考察《周易》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于丰富易学史研究、加深对东晋文艺的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
主要传播方式
通过官办学校讲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学在东晋受到推崇并广为传播。《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１］(卷八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2］东晋初建，元帝修复学校“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３］ (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学》)；“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郑《易》皆省不置。” ［4］（《荀崧传》）荀崧为此曾上疏力争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议，臣下皆以为可，元帝准奏。但“会王敦之难，不行”，不了了之。查《晋书》不见有再置郑玄《易》为博士的记载。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陈时代才有“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5］（《经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国学，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考试科目。据《晋书·孔坦传》，东晋建立三年后，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孝廉，晋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后听取孔坦建议，仅定孝廉四年后试《经》，秀才则仍依旧制。
除了国学，地方学校也是《周易》传播的重要场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开办官学，“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６］可见，地方官学随着局势的稳定，也逐渐得到恢复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自然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办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他“在郡大设庠序”，“远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4］（《范宁传》）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五经》的学生。如《宋书·周续之传》云：周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侯》”。［7］《晋书·许孜传》称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当然范宁允许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易》学，因为他宗尚传统儒学，痛恨浮虚玄风，并认为这种学风“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4］，作专文驳斥王、何“游辞虚说” ［４］（《范宁传》）。
私人传授也是东晋《周易》直接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办学卓有成效和声名的是范宣，《晋书·范宣传》称“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他“博综众书”，所著《易论难》流传当时。据《晋书·郭璞传》，郭璞受业于“客居河东”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学，因此本传称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云云。被列入《晋书·艺术传》的东晋术士，多有学于私门或私人授徒者：
步熊，字叔熊，阳平发干人也。少好卜筮术数，门徒甚众。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
《周易》传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 ［8］（《晋宗师瓦官寺竺法太传》）。慧远一代宗师，“少为诸生，通《六经》及《三藏》” ［８］（《晋庐山慧远传》），精通《易》理。僧 “通《六经》及《三藏》” ［８］（《晋长安大寺释僧 传》），现存支遁诗文中多次使用《周易》概念语词。僧人接受《周易》主要不是阐发易理，而是与佛理相印证，或者以易解佛。如释道立“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 ［8］（《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传》）。支遁作《释迦文佛像赞序》云：
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蓍者像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3］
这哪里是释迦大佛，实在是《周易》太极的神像。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云：“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３］于《出家二》云：“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遁世则宜高尚其迹。”［４］这是借时人熟悉的《周易》之理为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作论证。由此足见僧人中的贤智之士于《周易》修养之一般。
清谈是《周易》在上层名流中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三玄”之一，《周易》是东晋名士的案头必研书，通易理是风流拔俗的基本标志。《晋书·王湛传》载：
（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周易》是王湛的“床头”书，其侄王济“何用此为”的问句，于嘲笑中透出这样的信息：只有名士才读《周易》。王济于王湛处“留连弥日累夜”，清谈《周易》义理当是重要话题。
清谈《周易》，有时是一人清言，如上段引文中王湛“清言”，即自己一人阐述《易》理，因此说“济所未闻也”。《世说新语·文学》云：
宣武集诸名贤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9］（第217-218页）
桓温说卦是一人讲，众人听。因讲法呆板，引来简文帝讥诮。有时为两人问答。如同书云：
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9］（第240页）
有时候是众人共坐，听两人拈题论难。如同书云：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９］（第238页）
清谈促进了《周易》的传播，更加深了对易理的探讨和理解。同时也表明易学派别之间存在着论争。殷浩、刘惔属于继承王弼以玄解《易》新方法的玄学派，《晋书》本传说他们都好《老》、《庄》。孙盛则是传统派的支持者。从他们之间辩论的现场看，东晋名士多赞赏王氏易学，否则“一坐咸不安孙理”、“一坐同时拊掌而笑”就无从解释。简文帝是刘惔的岳丈，王、谢家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谢安等名士皆好老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明显倾向于老庄。元帝立《周易》为博士，首先考虑的是王弼易学，而不是郑玄易学，也很能说明当时名士对于玄学派的格外青睐。刘义庆《幽明录》和殷芸《小说》都记录了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传说：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闻门外阁有著屐声。须臾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深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疾卒。［１０］（第165-166页）考虑到记录这则传说的刘义庆是离东晋最近的南朝宋代人，这一传说应当在东晋就已经存在，其贬王褒郑的情感倾向显示了新旧易学派别之间的矛盾。
易卜也是《周易》传播的特殊而重要途径。东晋时期方术活动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通晓《周易》卜筮的术士，他们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易》卜是用《周易》来占卜，东晋时依然用《易》卜决策和预测过国家事务。《晋书·郭璞传》载晋元帝初镇建业，郭璞应王导之命卜筮，遇《咸》之《井》。《晋书·五行志中》载：王敦反，温峤、庾亮欲往征讨，令郭璞卜筮，卜云：“元吉。”《搜神记》卷二称有人得伤寒病，“垂死，令璞占之，不吉。”郭璞以厌胜之术保其无恙。庾阐著《蓍龟论》云：“蓍龟之运，亦所以感兴卦兆，求通逆数”，《易》卜实际上并不一味迷信卦兆，往往贯彻人的意志。《晋书·郭璞传》云：
（王）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
《晋书·五行志中》载：
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 峤语亮曰：“景纯每筮是，
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
郭璞卜筮的结果也代表了他个人的政治倾向，非仅为卜筮而卜筮。其实令人卜卦的人，除了无知的庸人，大多借以自造舆论。统治者尤其如此。上引卜例中多有个中信息。因此《晋书》卷七六《王廙传》载王廙《奏〈中兴赋〉疏》云：“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子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下之历数在陛下矣。”
与借卜筮表达政见相通，东晋时期，精通《周易》的臣下，还时常借易理立论进谏，这也促进了《周易》的传播。郭璞感于“刑狱繁兴”［4］（《郭璞传》），曾上《省刑疏》、《日有黑气疏》二疏，引用易理分析卦象和自然现象，表达减省刑狱的政见。《晋书·蔡谟传》载蔡谟上疏谏止征西将军庾亮移镇石城，开篇即云：“时有否泰，道有屈伸”，依《易》立论，最终说服了庾亮。《晋书·江逌传》载江逌为谏止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上疏云：“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引《易》卦以明理，增强了说理效果。
对诗文小说的影响
由于经典教育的传统得到延续和普及，东晋士人大多或多或少地得益于《周易》方面的修养。东晋文人也是如此。在东晋著名文人中，受《周易》影响最显著的是郭璞和干宝。在郭璞的诗文中有近十题明显带有《周易》的印记，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所受《周易》影响已略如前论，此外其《晋纪总论》中也明显闪烁着《周易》的魂灵。其他作家像湛方生、陶渊明、刘琨、王廙、王胡之、孙绰、顾恺之、戴逵、支遁、慧远等人或多或少于诗文中留有《周易》的影子。如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11］ （《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很早就接触到《周易》。
《周易》对东晋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以《周易》的概念范畴如乾、坤、阴、阳、否、泰、太极等入诗：
厄运初造，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再覆。（刘琨《答卢谌诗》）［12］（第851页）
茫茫太极，赋受理殊。（孙绰《丧哀诗》）［12］（第897页）
若乃太阴下沦，少阳上升，蜇虫将起，动灵先应。［3］（第2235页顾恺之《雷电赋》）
这些被引入诗文中的《周易》概念范畴加强了诗文的玄理意味，但多缺少形象，难免生涩。不过，也有些概念范畴由于已化入日常口语，引入诗文后避免了这种缺憾。如“损益”：刘毅《请移江州军府于豫章表》开篇依《易》立论云：“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以损益为义。”下文便紧扣“损益”立论。《全晋文》卷一二七丁谭有《上书陈时事损益》，表明“损益”在当时已成为日常用词。又如“三才”，语出《周易·说卦》天、地、人总谓，在东晋变为成语，陶渊明《形影神·神释》云：“人为三才中。”［11］（第36页）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云：“达度冥三才，恍惚丧神偶。”［12］（第1080页）
《周易》是玄谈的基本读本，染指玄理极深的玄学诗人创作的诗歌往往杂有《易》理。如孙绰《与庾冰诗》云“昏明相错，否泰时用。数钟大过，乾象摧栋。”《赠谢安诗》云：“藏器掩曜，涉易知损。”王胡之《答谢安诗》云“泰不期显，在悴通否。”都明显杂有易理。旧论玄言诗多侧重于其老、庄、佛三家义理，而实际上《易》理也是玄言诗要表达的主旨之一。
第二，以《周易》所取之象入诗文。如：
砰棱震雷咤。［12］（第858页李颙《百般日诗》）
大象内，照曜实显影。［12］（第949页张奴《歌》）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12］（第1080页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3］（第2370页支遁《弥勒赞》）
乾光坠影……龙德时乘。［3］（第2152页郭璞《客傲》）
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12］（第865页郭璞《游仙诗》之一）
大象运四时，功成者自去。［11］（第128页陶渊明《咏二疏》）
与直接以概念入诗不同，用易“象”入诗很好地契合了诗的形象性特点。在诗中“易象”由于同情理结合紧密，便成为具有审美意味的意象，“象”实现了由哲理向诗意的转化。如郭璞《游仙诗》“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就是很好的例子。《周易·乾》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13］《大壮》云：“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13］郭璞这两句诗是说：出仕固然可以为君所用，如见龙在田，会有所作为；可若想再从仕途退向山林，则如公羊触藩，进退不能。这里既引入易理，又引入《易》象，使诗意的表达不显干枯，具备了意与象交融的审美意味，这类诗就避免了直接以概念入诗带来的生硬阻隔。
第三，《周易》句式、形式对东晋诗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周易·系辞下》云：“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12］“仰俯”句式在东晋诗文中屡屡出现：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仰观大造，俯资时物。［12］（第899页孙绰《答许询诗》）
俯挥素波，仰掇芳兰。［12］（第916页徐丰之《兰亭诗》）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11］（第133页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仰俯”句式在此已不仅仅是句式，而且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意味如动作的节律化、时间的瞬变、天人合一的玄同等等，无不如丝如缕地氤氲着《周易》的气息。
说到诗的形式，东晋时女子苏若兰的《璇玑图诗》不能不称为天下一绝。它又称《织锦回文诗》，据说纵横推求，可得七千余首三至七言诗。《旋玑图诗》诗歌形式回环往复，阴阳运行，如神龙见天，无首无尾。意旨所归乃在情之太极。《易》以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六十四卦而变化无穷，阐幽探微，窥视太极。《周易》变化无穷的卦象正如《璇玑图诗》回还往复的诗语，《周易》所求太极之理，正如《璇玑图诗》所抒刻骨之情。《璇玑图诗》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真是得《周易》之壸奥！
第四，《周易》万物迁化、乐天知命等观念深深地渗透进诗文情思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14］（卷一三○）又云：“《易》以道化。”［14］（卷一三○）《周易》长于应变，其中大化运转，万物迁流的观念是一大特点，故《周易·系辞》倡导“乐天知命故不忧”。魏晋时期，天下板荡，人事乖变，白云苍狗，生命无常。东晋文人于此感触良深。但由于玄理浸染，他们普遍追寻一种与化流迁的人生境界：
恢心委形度， 亹亹随化迁。［12］（支遁第1081页《述怀诗》二首之二）
大矣造化功，万物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9］（第216页羊孚《雪赞》）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1］（第37页陶渊明《形影神》）
乐夫天命复奚疑。［11］（第162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这是诗性心灵感悟宇宙奥理后的自觉解脱，当然其中离不开《周易》哲理的深刻启示。
第五，《周易》立象尽意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东晋文论。王弼“得象而忘言”的观点，经荀粲、欧阳建等人的辨析，成为易学哲学的特色问题之一。至东晋尚余嗣响，《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9］（第211页）东晋文艺重写意，玄言诗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此，东晋书法也是如此。表现在文论上即倾向于赞同言意之辨中的重意派，推崇超越形式的文艺境界。当然同时也不舍弃形象与形式。陶渊明诗文中追求去除伪饰的自然真境，他的诗虽名为田园诗，但客观摹象非其宗旨，由象得意，抒写胸怀，进入真境，才是根本目的。因此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1］（第89页）《饮酒》二十首之五“好读书，不求甚解”，“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11］（第175页）《五柳先生传》《晋书·陶潜传》称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4］（卷九四）在陶渊明这儿，“言”、“书”、“弦”都不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在是“意”、“得”、“趣”。他要追求和体悟的是超于形、象的意境。但纯粹的哲思又非诗人所为，所以他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11］（第145页）《感事不遇赋序》“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11］（第112页）《拟古》九首其六“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11］（第120页）《杂诗》十二首之九还是要借助“文”、“诗”、“篇”以导达“意气”，抒发“伊怀”，寄托“绝音”。又《世说新语·文学》云：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9］（第256页）
文康的“赋不尽意”观正是“言不尽意论”的翻版，而子嵩“有意无意之间”的回答则是对借言、象尽意论的巧妙运用。《世说新语·文学》又记：阮孚读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后，感慨道：“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形超神越。”［9］第257页郭璞诗句所传达之意，只可意会，“实不可言”，但郭璞确实又借言传达了此“意”，致使阮孚“形超神越”。对于读者阮孚来说，他感动的不是语言，而是“形超神越”的境界，但又是借助郭诗。不论就作者还是读者，东晋文人更推赏脱略形迹的意境，但同时不否定文学语言形式，而是以之作为进入化境的凭借。这些都打上了易学言、意、象关系之辩的印记。
《周易》，特别是京房易、费直易、管辂易，连同当时郭璞等人的占筮易在东晋广泛流传，不仅影响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影响了志怪小说的产生和繁盛。东晋许多志怪小说实际就是《易》卜应验事实的记录。现存干宝《搜神记》460余条中就有80多条写术士筮例或者引《易》类著作中的话语以验证怪异现象的“合理性”。其中写到的术士有管辂、淳于智、郭璞、隗炤、费孝先、韩友、严卿等，被引用的《易》类著作几乎全是京房《易传》，此外京房《易妖》、《周易》原文各有两三处。据干宝《搜神记序》，这些志怪小说有的承于历史典籍，有的“收遗逸于当时”，后来多被《晋书》、《宋书》中的《五行志》等采用。除了《搜神记》外，梁代就已署名陶潜撰的《搜神后记》、刘宋刘义庆撰的《幽明录》、无名氏的《录异传》等还记有吴猛、郭璞、杜不愆、隗炤等易家术士的怪异传说或卜验筮例。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与《周易》相关的篇章。如《世说新语》中有郭璞逸事六条，所记人物不少提到他们的《周易》修养。但总的看来，志人小说没有志怪小说与《周易》关系直接而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