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气相求与同时性
荣格反复指出，同时性现象不是因果必然性联系，“它们之间必定存在着别的某种联系”。那么究竟是什么联系使它们“巧合”？荣格倾向于用“平行”“同步”作解，对深入认识这类现象有积极意义，不过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对同时性现象的描述。而且，用“平行”“同步”则难于说明起卦。他出于经验事实，强调心理状态在起卦中的关键作用，是正确的。那么，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为什么起卦之人凭借坚定诚信就可能在随机状态下，使所起之卦与占问之事相契合呢？或者说，为什么所起之卦有可能以象征的形式，展示起卦之人与占问之事同步而行的潜意识呢？原来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那就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动。”
中国古代学者早已注意到荣格所说的同时性现象，并做了大量研究。许多古典文献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吕氏春秋·精通篇》写道：
人或谓兔丝无根。兔丝非无根也，其根不属也，伏苓是。慈石召铁，或引之也。……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夫贼害于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厉五兵，侈衣美食，发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乐，非或闻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亲爱在于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德也者，万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形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
依据《易传》的论述，《易经》的筮法正是以此种现象为其建立的基础。《系辞下》说：“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意思是一些自然发生的变化、事象，从道理上看不相关，然而却是另一些事件的征兆或伴随。所以，如果能够了解它们之间的通报关系，则可由此知彼，彰往察来。《系辞上》也说：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天象指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本为自然之象，却能显示人事的祸福吉凶。圣人力求找到其间的联系，从而由天象测人事。但天象现人事吉凶，显然不属因果范畴。荣格说得很对，《易经》作者关注的不是因果必然性，而是“同时性”。
类似的论述也见于其他一些中国古代文献。如《中庸》写道：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祯祥，指本有今无或本无今有的物象，为吉兆。妖孽，指怪异反常之物象，为祸兆。四体，指人们的手足四肢。《中庸》认为国家祸福将至，从时人的动作、仪态亦可事前察觉。《中庸》的这一段论述与《易传》的思想是一致的。
《易传》作者及众多古代学者对这类并立而通应的现象，并没有从“同步性”“平行性”，更没有从上帝赋予“预定和谐”的角度去理解，而是用中国特有的“气”概念加以说明。前引《吕氏春秋·精通篇》所举相应各事，就都是以精气往来沟通作解。而《易传》则提出了“同气相求”的理论，它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乾》）
《易传》的这段话很重要，它指出气类相同的事物会产生相动相求的运动。这显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另外的一种相应相通的作用。这种作用形成一种推动力，使各种事物向着自己的同类靠拢。所以，《易传》又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上》）“方”与“物”并称，同指四面八方、各式各样的事物。《易传》认为一切事物类同则相聚，类异则相分。正如《管子 ·白心篇》说：“同则相从，异则相距。”汉儒董仲舒也说：“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 ……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事物之间相互通应的关系，由气沟通，由气推动，受一定客观规律的支配，并非有什么鬼神作祟。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气”，决不同于西方科学和哲学所说的“实体”或“物质”。由于西方科学的强大影响，一说到“气”，人们就很容易很自然地想到空气、水气，进而想到原子、粒子，甚至物理场。其实，中国古代学术所说的“气”完全不同于现代物理学有关物质形态的概念。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论述，气既是物理的存在，同时也是生命的存在、灵性的存在，而且能够携带和表达各种各样的信息。无论物理的、生命的、社会的、心灵的，各类性质的信息，无论意象的、抽象的，各种形态的信息，都能通过“气”来传递。总之，气有可能连接各种类型各种等级的事物，并且具有全面的综合的信息功能，因而能够通过气的作用实现各种水平各种性质的同类事物的相互召引，相互感通。
“同气相求”“同类相动”这种运动形式实质也就是“感应”。《咸·彖》说：“二气感应以相与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艮下兑上，艮为刚，兑为柔。这里所说“二气”，指由艮兑二卦所代表的刚柔二气。但即使阴阳刚柔相感，也必须以和谐同气为前提，否则就不能相感。否卦坤下乾上，示天地阴阳在某些时境塞而不通，闭而不感。《易传》所说的“感应”，概括的内容很广。天地万物，只要气类相同，则相感应。感应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一种形式。事物因气类相同而发生感应，但由于事物自身的性质不同，感应之后所生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天地感应则聚合，聚合而交通，交通而生万物。圣人以自己的善良、和顺、智慧之气，将万民心中潜藏本有的同类之气感召出来，从而天下安泰。这也就是为什么圣人“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的道理。感应虽然先感后应，但因为是同类相召，相互合作的关系，所以，不属因果律范畴。荣格揭示的同时性现象，与《易传》所说的感应关系相通，应该属于感应关系之列。
在《易传》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上帝的“预定和谐”。但是，《易传》认为天地万物为太极所生，以阴阳为本，宇宙从根本上是和谐统一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尽管万物“各正性命”，但是它们同由乾道予“正”，因而能够“保合太和”，相互合作、相互映照，以各种方式，在各种水平上相互沟通。
既然在“同气相求”的作用下，“天垂象，见吉凶”，“变化云为，吉事有祥”，那么由此可以想象，世界万物的每一次变动，人事的每一次升沉福祸，都必定会有许多与之具有等价意义的另一些事物相伴而生，如果把它们联贯起来，则会织成一个变动着的可以相互映照、相互解说的“网络”世界。圣人正是受此启发而“象之”，“则之”，从而创造出八卦六十四卦和一套占筮的方法。《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易经》六十四卦象及卦爻辞就是一个与宇宙万物生化具有等价意义的象征性模型。
为了了解和预知事物的变化，固然可以去寻找和辨识那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祥祯兆，但是既然能够将万物的复杂变化模拟成六十四卦，如果再能够通过诚静的起卦过程将其激活，使它依照同气相求的原理真的“运转”起来，与现实变化相对应，从而实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那该多么方便！
《易传》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创制《易经》的圣人正是这么做的。《系辞上》说：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有事问《易经》，则有问必答。注意：“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这“如响”表明，之所以能够如实回答所问，不是上帝或其他人格神的恩赐，是依据了“响之应声”的道理，也就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原理。《易经》这部书，就其本身是死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但是经问卦人借助起卦过程的感通，它就可以“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关键在起卦的过程要能够感通，才能摇出与所问之事相对应的那一卦那一爻。
《易传》解释起卦为“感”，将四十九根蓍草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系辞上》）。这些动作都是“感”的过程。“感”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同气相求”，将可与所问事对照起来的卦爻找出来。所以，表面看起来，即以机械运动、物理运动的观点看，揲蓍是偶然、随机的动作，但如果从“气”的观点看，起卦并非随机，亦非“神启”，而是“同气相求”的“感应”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系辞上》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气的作用无形迹可察，其速度之快无法计数，故称其为“神”。可见，感和应虽分先后，但几乎是同时的。
既然揲蓍是一个“感应”过程，因此，不是随便什么人，也不是在随便什么情况下都能起卦灵验。问卦人能不能将提问的“意念”联通自己的“潜意识”，再通过“气”感应揲蓍过程，通过揲蓍找到与所问事相符的卦爻，是需要一定严格条件的。
首先，问卦人要有强烈提问的愿望和信心。从“其受命也如响”之“受命”可见，问者的意念很坚定。这一点荣格也注意到了。他说：“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意念坚定，发“气”才有力，“感”才能有“应”。
其次，问卦人心必须诚，揲蓍之时当屏除杂念。“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系辞上》）“神物”谓蓍草和六十四卦，“斋戒”谓澄静以显湛然纯一、肃然敬惕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明其德夫”，即贯通主客，明察来事。蒙卦卦辞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则不告”，不是因为得罪了神灵，而是不诚敬之“气”为逆气，会阻碍所问之事与所起之卦联通。《中庸》也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至诚如神。”
第三，问卦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在静谧中，与相关人的心灵相通。“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神武而不杀者”，指极智慧而又深以民之忧为忧的圣人，惟有这样的人才能创造《易经》筮法，也才能灵验地应用它们。
荣格深知，问卦是一种心灵（无意识）的沟通，所以关于问卦人的主观条件，他同样非常重视。他说：
《易经》彻底主张自知，而达到自知的方法却很可能百般受到误用，所以个性浮躁、不够成熟的人士，并不适合使用它，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也不适宜。只有深思熟虑的人士才恰当，他们喜欢沉思他们所做的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物。但这样的倾向不能和忧郁症的胡思乱想混淆在一起。［１］（第220—221页）
《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对另外一个人，则晞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黝暗如黑夜。不喜欢它，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对它如有排斥心理，则大可不必要从中寻求真理。［１］（第229页）
荣格实际上强调了“至诚”的重要。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他提出“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不适宜占卦。这丝毫不意味《易经》的体系不属于知识和理性，而是说，它完全属于另一套知识和理性。同气相求和由此产生的同时性现象，不属于因果必然性系统，因此习惯于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人，不能理解占筮，从而会产生怀疑甚至排斥心理。而问卦所依赖的正是心灵之气的感应，如果以怀疑排斥的心理对待，发出的气必定产生隔断阻碍的作用，那还怎么可能灵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