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健不息，强调实行人治

    《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而证明阴阳变化规律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三才”。因此，经纶治国要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从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出发，提出了“理财正辞”缓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具体对策。规律与政策要靠人去具体掌握和贯彻，这里自然就涉及到了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以及在经纶治国中的作用问题。
    《周易》认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尊重。但是，人在规律面前也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有所作为的。《泰·象传》说：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财通裁。天地的阴阳变化规律，相交才相和，相和才通达，这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君王可以裁制它，辅助它，成就它。所谓裁制、辅助、成就，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可以对它实行某种驾驭、调节和利用。所以《系辞传》又说：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强调天地定位于上下虽然有其规律在运行，但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以趋吉避凶。圣人掌握了天地变化规律加以裁制利用而趋吉避凶，则能够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之事以左右民生。
    裁制，利用客观规律，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以左右民生，实质就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经纶治国虽然要“顺天”， “效天”，以保持与天道的和谐，但人治还是主要的。要推行人治，人就需要具备一种精神，确立一种人生哲学，在这个问题上， 《周易》提出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乾·象传》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有·彖传》：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畜·象传》又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人应该象太阳那样， 日复一日地运转，天天向上而光辉日有所新。有了这种奋进不止的精神，才可有为于天下，尽人事而听天命，最能说明这种精神的是姤卦。
    姤，一个阴爻在下与五个阳爻相遇，其趋势是继续向上增长以消阳。所以，姤为阴长阳消的开始，对阳刚所代表的君子之正道非常不利。如何去对待这种客观形势?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 “九五含章”， 中正也。 “有陨自天”，志不舍命。
枸杞为灌木。以枸杞树去包容瓜，瓜藤必攀援而上。枸杞喻五个阳爻，瓜喻在下的一个阴爻。姤初六之一阴，原为夬之上六。夬之上六被五个阳爻决掉之后，反转而成姤的初六，又与五个阳爻不期而相遇。这一反转变化，即由阳长阴消而成阴长阳消，有如瓜藤缠绕枸杞树攀援而上。对于这一形势，九五含弘章显，以中正之道处之，因为这是天道规律发展的必然，故言“有陨自天”。但是，君子之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故言“志不舍命”。就是说，人既要了解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变化，也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加以引导和驾御，在条件允许与可能的范围内，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周易》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陶冶了我们民族的思想品格，在历史上曾鼓舞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去励精图治。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君权就是法，法制的思想不健全，而人治的思想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封建王朝几经更迭盛衰，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乾嘉盛世”，还是三国混战，十六国分争，确曾出现许多伟大的人物或顺天行道或力挽狂澜。

《周易·系辞传》说： “察于天之道，而明于人之故”。经纶治国，知天而更要知入。将天地人称作“三才”，三之为言参，即强调人应该参与天地的变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就是《周易》所倡导的人生哲学，理想的境界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不断地求索，通过知识的积累，以达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从而去掌握变化规律。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修养，才可以称之为“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传》)终极的目标，还是天人相合，这种相合已经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和谐了。《乾·文言传》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之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鬼神二字，鬼之为言归，神之为言伸，即用来形容阴阳屈伸往来之变化。这段话是说，道德修养伟大的人，已与乾的“元亨利贞”四德融为一体。所以他能与日月合其光明而照临四方，与四时合其次序一言一动无任何过差，与阴阳屈伸往来主使万物有生有灭的规律相合，赐吉降凶无一私念之掺杂。这样的伟大人物完全与天道规律相默契，其先于天道规律而动则不相违，后于天道规律而动则遵而奉之不相背。既然与天道规律都不相违背，何况于人事以及阴阳往来变化之类的具体问题呢。大人者，有德有位。《文言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讲给当权者的。它指明，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道德而居于尊位的人，才能经纶治国，达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彖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系辞传》)
    以上可以看到， 《周易》这部书不仅提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也系统地研究了人的行为准则。它展现了一个理论与行动相关连的思维模式，为经纶治国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法和策略。就这一点来说，确实可以将其称之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管理与决策的专门著作。正因如此，所以它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一些有建树的帝王将军，都从中汲取了思想营养。清代的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颇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一生的文功武治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他在为《口讲易经解义》御制的《序》中，就曾这样说道：
        惟帝王道法，裁在“六经”，而极天人， 穷性命，开务前民，通便尽利， 则其理莫详于《易》。 《易》之为书，合四圣人之象，设卦系辞焉， 而广大悉备。 自昔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 《书》“六艺”之文， 《礼》、 《乐》之具， 《春秋》之道，无不于《易》详焉。
        若乃体诸躬行，措诸事业，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
        惟体乾之四德，以容保兆民。期庶司百职事矢野，涣群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则“大和”溢于宇宙，庶称朕以经学为治事之意也。
他以经学为王道之法，看到“其理莫详于《易》”。《易》书“极天人，穷性命”，“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能“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维世”，“而治理备矣”。他要体现乾卦“元亨利贞”之四德来治天下，期望百官职事能容民保民，上下相交而成泰。经纶治国的理想目标是“大和”溢于宇宙，即阴阳中和，天人和谐，由此可见，清初的所谓盛世与《周易》的经纶思想是有极其密切关系的。
    《周易》的治国之道，应该说并不是康熙才发现的，司马迁早就注意到了。他在《史记》中说： “《易》本隐，以之显， 《春秋》推，见至隐。”《周易》阐发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是隐晦的，奉而行之则切中于社会历史实际。 《春秋》评断社会历史的盛衰，是具体的，推极其理可验证于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所以， 《周易》与《春秋》，互为体用与表里，在中国堪称是经世之学，是封建士大夫晋身于朝政必修的高深教科书。由此亦可理解，它为什么能冠“六经”之首，历数千年而不衰。
    我们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周易》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能给人以智慧。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部书，如果与现实相脱离，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周易》阴阳变化的理论思维为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它确实起了某种维护和调节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今天， 《周易》又成为国际学术界注重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把它的思想用之于经济管理，以协调劳资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局，祥和的政治气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深入研究《周易》的经纶治国论，或许能从中受到某些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