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易”的内容极为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加以考察。如果就“人文易”中的价值理想内蕴于民族文化深层中，长期塑造而成的精神因素而言，可称作民族文化之魂，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昭然可述：
（一）时代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道德价值概念，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正视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这样一种人文价值理想或精神境界，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在《周易》之中。《易传》作者对于《易》的产生并未作神秘化的夸张，相反地，把“《易》之兴也”平实地归结为在特定的艰危处境中人的忧患意识的产物。“《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进一步再具体化，作《易》的时代环境，乃是殷、周之际的政治变革，“《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传·系辞下传》）作《易》者（周初统治集团，即文王、周公等）的忧患，就在于“小邦周”要战胜和取代“大国殷”所面对的重重困难和艰危处境，文王因之而被囚于羑里，周公等更面临各种矛盾而怀着无穷忧虑，谦慎自持，始得以转危为安。《易传》作者在肯定了作《易》者的忧 患之后，又从总体上论断《周易》一书：“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传·系辞下传》）整个“易道”所凸显的，正是“朝乾夕惕”、“居安思危”、“外内使之惧”“困穷而通”的忧患意识；并强调地指出：天道虽“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而圣人必须“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易传·系辞下传》） “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是《易传》阐发忧患意识所提出的极为光辉的命题。所谓时代忧患，远非个人祸福，而是一种洞察时艰、深体民瘼的群体意识，不仅要求“与民同患”，而且要求深知忧患的本质及其根源，旨在为消除群体忧患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群体忧患。“人文易”中这一深蕴的“吉凶与民同患”的忧患意识，在传统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献身正义事业的志士仁人，先进思潮的号角和旗手，往往也是时代忧患意识的承担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忧道、忧时、忧国、忧民，总是怀着“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信念，不顾艰难困苦，奋斗不息。 这种忧患意识，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它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悲愿思想，也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悲剧意识，而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我们民族经受各种苦难而仍然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文易”中挑动着的最值得珍视的民族魂。
（二）社会改革意识 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的变革，不可违阻。而反映为主观上的改革意识特别是社会改革意识，却需要自觉树立。《周易》本是讲“变易”的书，六十四卦的卦序序列，即含有不断变革、永无止境的义蕴；而其中，专立一个《革》卦，更是集中地自觉地树立一种社会改革意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彖辞》）《易传》作者把社会变革——“革去故，鼎取新”（《易传·说卦传》）“穷则变，变则通”（《易传·系辞下传》）视为必然规律，但适应客观规律，怎样实行变革或改革，则必须创造条件，注意过程，掌握时机，做到措施适当，“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关键在于取得民众的信任。
整个《革》卦的卦爻辞，经过《易传》作者的理论加工，展示为一种从汤、武革命等社会改革实践中总结出的严肃而慎重的社会改革思想，富有深意。首先，认定某项社会改革，必经一个过程，取得民众对改革的信任（“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才能顺利成功（“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其次，强调改革过程的开始，切忌轻举妄动，“不可以有为”。经过一段时间，可以开始发动，但也需要“革言三就”，反复宣传，直到取得民众对改革的信任。“有孚，改命吉”。再次，指出到了改革时机成熟，“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再到改革初成，正当“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之时，又不宜多有举动，“征凶，居贞吉”，力求稳定一段以巩固改革的成果。《革》卦内蕴的社会改革意识，既强调“革之时大矣哉！”“革而当，其悔乃亡”；又充分注意到在改革过程中“有孚”“乃孚”即争取民心对改革的信任的极端重要性。如果郑重总结历史上某些改革失败的教训，《革》卦所展示的改革理想模式，不是值得再咀嚼么？
（三）德、业日新意识 《易传·乾坤文言》及《系辞上下传》关于人文化成思想的大量论述中，把“德”和“业”作为对举的范畴，认定“易道”所追求的人文价值的最高理想，就是“盛德”和“大业”。“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说，“易其至矣夫！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传·系辞上传》）《易》的思想特点，首先是德、业并举，正如整个六十四卦体系是“乾坤并建”一样。《系辞上传》开宗明义即由“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推衍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传·系辞上传》）“德”和“业”，成为人类“可久”、“可大”的追求目标，“德”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业”是外在的功业创建，前属内圣，后属外王，两者不可偏废，必须互相结合。而《易传》的人文思想更偏重于以德创业，以德守业。由六十四卦卦象引出的《大象辞》，强调的是“君子以果行育德”、“以振民育德”“以反身修德”、“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蒙卦、蛊卦、蹇卦、大畜卦》的《大象》）……等，充分表现了这一倾向。
其次，《易传》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大原则出发，提出了德业日新思想，“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传·系辞上传》）。“富有”也有赖于“日新”。不断地开拓创新，不断地推陈出新，是最高的品德。无论事业的创建，人格的修养，皆是如此。尊生、主动、尚变、日新，是“人文易”的暂学核心。张载、王夫之、谭嗣同、熊十力，对此均有慧命相续的深刻阐明。
（四）文化包容意识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就在兼三才之道，把“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贯通起来考察，依据“天道”来阐述“人道”，参照“天文”来观察“人文”因而形成“人文易”中的文化包容意识。其主要思想特征是：尚杂，兼两和主和。
首先，《易》把人类文明、文化的原生形态和基本构成，规定为“物相杂，故曰文”（《易传·系辞下传》）；“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所构成的“天地之杂”（《坤卦·文言》），正是“文”的发端。尚杂，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根本特征。
其次，“兼三才而两之”，（《易传·说卦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传》），是“易道”的思维模式。借以考察人文现象，也就承认各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一闔一闢之谓变”，“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易传·系辞上传》）。兼两，是考察文化现象变化动向的致思途径。
再次，“易道”用以考察人文化成的基本文化心态，是主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辞》）这个“和”范畴，经过史伯、晏婴、孔子等的琢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之谓和”，旨在反对专同，而是能够容纳杂多和对立的更高层次的范畴，成为文化包容意识的理论支柱。
基于尚杂、兼两、主和的文化观及文化史观，明确认定“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传》）是人文发展的客观自然进程，只能“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卦·文言》），才有可能察异观同，求其会通，在杂多中求得统一，在矛盾中观其融通。这是人文化成的必由之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史记·太史公自序》），黄宗羲提倡“殊途百虑之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序》），王夫之作出“杂以成纯”、“异以贞同”的哲学概括（王夫之：《周易外传》：《杂卦传》、《未济传》），都是“人文易”中文化包容意识的继承和发挥。“含弘光大”，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以上仅从“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四个侧面，对”人文易“的内蕴，蠡酌管窥，聊举一隅，已足以证明“人文易”确有丰富内容，值得认真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