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论方面，吕东莱虽然有一定“心本论”者的倾向，但是他在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亦深深地感到“实理难知”，唯有对“天地变化、草木繁芜”精加考察，才能“求其故”，这就使其认识论中包含着真理的颗粒。首先，在认识的标准上，吕东莱坚持必须以客观为准绳的原则。他说：“如目疾，以青为红，以白为黑，色初未变化，今惟当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改色以从目之理。”（《易说·无妄》）眼睛发生了毛病，“以青为红、以白为黑”，惟一的办法是把眼睛毛病治好，使之不发生误认，决不能“改色以从目”，只有纠正主观认识的偏差，而不是要求客观服从主观。他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与他曾所主张的“反视内省”之说是自相矛盾的。吕东莱认为无论是“共闻共见”，还是“独闻独见”，都必须以符合客观事实为最后依据。他说：“见理明者，见理而不见人，何慎之有？……彼众人纷纷之论，人数虽众，然其说皆无根蒂，乃独立也，至此则我反为众，众反为独矣。”（《易说·大过》）“见理明者”虽然是“独闻独见”，人单势薄，但由于其主观符合客观，所以也是正确的，最终“众人纷纷之论”是会服从“见得理明者”的“独闻独见”。吕东莱的这一观点纠正了张载的偏颇，可谓是精辟之论。
但必须指出，吕东莱虽然反对以“共闻共见”和“独闻独见”作为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但是他又认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众人聪明”，以防止“自任一己之聪明”而产生差池。在他看来，个人之智只是一滴水，一盏灯，只有汇集众人之才智方能波澜壮阔，灯火通明。他说：“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积畜多，故波澜自然成文，又如灯烛，若一灯一烛固未见好，唯多后，彼此支光，然后可观。”（《易说·履》）在此基础上，吕东莱尖锐地抨击了后世君主“自任一己聪明以临下”独断专横之行为。指出：“盖用众人聪明以临下，此乃君之所宜。”（《易说·临》）简言之，吕东莱上述的这些看法虽然与他前所主张的“良知良能”说相矛盾，但这又是他提倡“讲实理”、“求实用”的“务实”精神在认识论中的必然反映。
吕东莱在《易说》中也还论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其中突出的是关于理想人格问题。吕东莱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也就是只有像“圣人”那样渡过自己的一生，才算实现了自己的最大价值。应该指出，吕东莱的理想人格虽然和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是两者还是有差异的。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通常所说的“内圣外王”，吕东莱其理想人格则偏重于主观，道德的完整，而对“外王”则很少论及。因为类似“博施济众”的“外王”事业，已成为后来封建君主的特有标志与“功用”，常人对此不敢问津，否则就有与君争功争民之嫌。故吕东莱在《论语说》中隐约地说出这样的意思：“已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此圣人之功用，非学者求仁切近之问。”它不属于一般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的内容。就常人言之，能够推己及人就可以了。流露出明显地重视“内圣”、忽视“外王”的倾向。
吕东莱心目中的“圣人”，即为世界上道德最高尚完美之人——“圣人与天同德”。能将万物备于一身，可以“通天下之声为一声”，“通天下之气为一气”（《易说·乾》）。吕东莱认为“人须当作一个人”（《东莱文集·杂说》），就是要毫无条件地“以圣人为准的，步步踏实”（《东莱文集·杂说》）。他指出：“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随，便分善恶，如尧之朝，舜、禹为善人之宗，共、鲧为恶人之主。方未有所随，则同此人也。……是为善为恶，为正为邪。皆在举步之间，不可泛有所随。”“今人能上随则一步高一步，下随则一步下一步。如修身，如为学，一向随人，则高明。”（《易说·随》）吕东莱认为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之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有善人与恶人之分，乃是由于各人平时所追随仿效的对象不同所造成的。因此人们必须时时处处“随上”不“随下”，努力使自己的人格“一步高一步”。吕东莱强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可低估榜样的力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吕东莱提出“以圣人为准的”的人生目标的同时，还设计了若干致“圣”之方。他充分认识到独立意志对于成就理想人格的重要性。“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节，非有决断之志者必至疾惫危厉而后已。”（《易说·遁》）指出要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就必须保持自己的远大志向。然而吕东莱在《易说·困》中认为“命”运与“志”向是不矛盾的，两者是一回事。他认同《象传》“君子以致命遂志”。他不同意“有其志而无其命”，“其志每为命之所妨”的说法，指出这乃是“分命与志为两事”，是不“知命”的表现。在他看来，人处富贵之地，“致命”（听任命运）比较容易，成其所欲并无多大困难，“遂志者”居多。与之相反，处穷困之地，命运不济者，要“致命”是不易的，而其所欲者多半不能成功，“遂志”就更难。吕东莱认为“命”与“志”之统一，在于仁人君子不是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基础上成就自己的理想人格，而是在服从命运的前提下，增进自己的“进德修业”的道德修养。这里，吕东莱有“乐天知命”的消极因素。
吕东莱认为达到最高道德理想人格，就应处以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人之于道，须当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则迁转流涉，必为事物所夺，必不能存其诚……君子进德修业，安可所居乎？”（《易说·乾》）所谓“当先立其根本”、“进德修业”之“所居”，也就是站在传统道德原则的立场，因此，他提出“守正”说：“大抵人不可须臾离于正，正如日月不丽乎天，则失其所以明，百谷草木之不丽乎土，则失其所生。”（《易说·离》）又说：“天下之事居得其正虽终身而不可舍。苟居其非正。虽一朝而不可居。”（《易说·恒》）他认为使自己的思想行为须臾不“离开正”即不偏离传统道德原则，才有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我们撇开吕东莱所说的“正道”的特定涵义，赋予一般的意义，他的上述观点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以上是我们仅就吕东莱《易说》中的有关哲学思想的内容作简要的介绍，作为对南宋浙东吕学研究的一个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