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卦气说是汉代易学家在融旧铸新的哲学诠释学进路下所显发的基本学说。此说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透显着相关易学家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昭示着汉代儒者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基本社会人生理念，也部分地反映出神学的人文化与人文的神学化这双重并行而互补的学术文化过程在该时代的演进轨迹。
关键词：汉代易学；卦气说；宇宙关怀；人文关切
On the Gua-qi theory in the Han Yi learning fro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Abstract: With old learning and new creations being merged, Gua-qi theory (a theory elucidat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easonal points and lines of the hexagrams) is a basic theory expounded by experts at Yi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from the approach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hampioned by MENG Xi, brightened by JIAO Gan and JING Fang, deepened by Yi Wei (Yi Weft）, expanded by MA Rong, XUN Shuang, and ZHENG Xuan, and culminated by YU Fan, this theory manifested related Yi learning experts' cosmic as well as ultimate humanistic concerns, and exposed their basic idea on social life of basing on the Way of heaven to found the Way of human and emulating the former to expand latter, and partly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rbit of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course of the dual development and mutual complement between the humanization of theology and the theologization of humanistic at that time.
Key words: Yi learning of the Han Dynasty; Gua-qi theory; cosmic concerns; humanistic concerns
一
《易传》之对古经首次系统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奠定了易学之为一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基本方向。“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北宋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上》“以言乎远则不御”注语），成为易学之为易学的宏大学术向度与根本学术宗旨。卦气说，作为汉易的基本学说，以其特有的理论形态，典型体现了易学的上述一般性基本方向、宏大向度与根本宗旨。
卦气说并非汉易新说，汉代之前，它已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演进历史。就此，刘大钧教授很早即曾指出：“‘卦气’之说，虽说不见于先秦，但与‘爻辰’‘纳甲’一样，溯其源，恐怕也不是汉人独创。……‘卦气’说，恐亦为太史遗法，……估计汉人只是在前人基础上，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其说更加完备而已。”［１］（ 第168－169页）他并借助于近年来新出土的相关简帛资料，撰成《卦气溯源》一文［２］，进一步论证了卦气说乃属先秦已有之说。兹不再赘述。卦气说之成为汉易的显学、主流学说、乃至基石意义上的基本学说，始于孟喜易学之正式登上西汉学术之舞台。此一学说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以下即基于历史的演进之维，逐一简要探究一番此一具有高度哲学性的学说在由隐而显并渐次大发其皇的过程中，所透显出的哲理意涵。
此处先及孟喜卦气说。
卦气之气，首先指节气，其次则指引发节气变化的阴阳二气。卦气说，简言之，乃是一种视构成《易》符号系统的卦为节气物候之变化、阴阳二气之消息的涵摄符示者的学说。大致而言，汉代易学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卦气说，一为六十四卦卦气说，一为八卦卦气说。孟喜（生卒年不详）所显发的，即属前者。
我们认为，汉代的儒者，基于一种宏廓的总体宇宙视野，和全幅收摄整个宇宙的全方位开放的大宇宙心灵，贞定人生，构划天人关系之应然，有着一种今人所难以与其为匹的植根于现实感性生命深处的真切、浓郁的人与大宇宙息息相通之意识与情结，视天人难隔而宜相契无间，有其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其在实则是以人文价值之视野，对天、天道作出相应理解，从而令其在很大程度上人文价值化了的前提下，于天人关系问题上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天道乃人道之价值根基，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这是当时儒者学术文化心灵的集中展露和时代学术文化心灵的集中体现，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之气息与风貌。孟喜易学及其后大显、发皇的卦气说，无一例外地皆标举这一理念。
撇开孟喜易学对于前人思想的继承性不言，单将其与文本《周易》经传相比观，我们不难看出其在融旧铸新基础上所具有的高度原创性品格。在孟喜卦气说的独特学理脉络下，作为《易》符号系统的六十四卦系列，成了天道得以具体展现的年复一年四时接续之交替、阴阳二气之消息、节气物候之迁变、万物万象之生化的涵摄符示者。
《说卦传》“万物出乎震”一段文字，开示了一种由八卦涵摄符示的时空一体、互诠互显、物在其中的动态流转型立体宇宙图式。此段文字及其所开示的这种图式，无疑可视为卦气说的雏形。在此图式中，坎、震、离、兑四卦位于四方正位上，值四时之正，是为四正卦；艮、巽、坤、乾四卦位于四方偏位上，值四时交替之际，是为四维卦。以此为基础，孟喜卦气说中，四正卦具有了全新之意涵和显赫之地位。在孟喜看来：
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３］（第4197页）（卷二十七上《历志》三上，僧一行《卦议》引）
一岁有四时。坎、震、离、兑四正卦，即分别为冬、春、夏、秋四时之象的基本表征。四时之象的形成，源乎阴阳二气之消息。四时之象，正具体透露着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笼统言之，春，阳气渐次息长，阴气渐次消退，属阳弱之少阳之时；夏，阳气大盛，阴气大衰，属阳盛之太阳之时；秋，阴气渐次息长，阳气渐次消退，属阴弱之少阴之时；冬，阴气大盛，阳气大衰，属阴盛之太阴之时。但，确切言之，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并非恰与四时相对应。依孟喜之见，阳气息自仲冬十一月中冬至，至仲春二月节惊蜇始著；逮仲春二月中春分转壮，而又大盛于孟夏四月，盛极于仲夏五月节芒种。阴气则息自仲夏五月中夏至，至仲秋八月节白露始著；逮仲秋八月中秋分转壮，而又大盛于孟冬十月，盛极于仲冬十一月节大雪。因此，自仲冬十一月中冬至，至仲春二月节惊蜇，方属少阳之时；自仲春二月中春分，至仲夏五月节芒种，方属太阳之时；自仲夏五月中夏至，至仲秋八月节白露，方属少阴之时；自仲秋八月中秋分，至仲冬十一月节大雪，方属太阴之时。坎、震、离、兑四卦，即透过其各自之六爻，分别涵摄符示着此所云少阳、太阳、少阴、太阴之时象。“阳七”、“阳九”、“阴八”、“阴六”，即分别谓少阳、太阳、少阴、太阴。上所云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各系冬、春、夏、秋的至正至显之象之所在，四正卦的初爻值之，显示此四卦乃四时之象的权威表征。二至、二分之后，四时之象各由盛转衰，自显趋隐，直至终结。四正卦上爻分别所值之仲春二月节惊蜇、仲夏五月节芒种、仲秋八月节白露、仲冬十一月节大雪，即各为冬、春、夏、秋之象转衰趋隐后，最后所及之范围。因此，四正卦各自所涵摄符示的，乃四时自大显而衰退、直至终了之象。至于大显之前之象，则由四正卦中相关卦之相关爻涵摄符示。如此，大显之后与之前的四时之显象，各由相关四正卦之六个爻表征。所谓“四象之变，皆兼六爻”。四正卦，既如此而涵摄符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之时象，涵摄符示四时至正至显之象，乃至四时全部隐显之象，由是，它们自然也就成了与上述之象得以形成、展现与演化一体不分的二十四气的涵摄符示者。而因人道而备受关注的天道，即具体展现、实现于四正卦所涵摄符示的上述四时之象与二十四气之象中。
二十四气对应于十二个月，一月两节气。每一节气又分初、次、末三候。一岁共计七十二候。候的具体涵摄符示者，即系另六十卦。六十卦各值相应月，每月五卦。每五卦，依据其在相应月中所涵摄符示内容重要程度之差异，而被冠以侯、大夫、卿、公、辟五种不同之人文爵位名号。这种名号的确立，自然仍系反映了以人文价值之视野，观照、理解天与天道的汉易乃至整个儒家哲学之主流特征。每月节、中之初、次、末候，乃依次由侯卦之外卦、大夫卦、卿卦、公卦、辟卦、下月侯卦之内卦所涵摄符示。这些卦依次是：仲冬十一月，侯未济，大夫蹇，卿颐，公中孚，辟复；季冬十二月，侯屯，大夫谦，卿睽，公升，辟临；孟春正月，侯小过，大夫蒙，卿益，公渐，辟泰；仲春二月，侯需，大夫随，卿晋，公解，辟大壮；季春三月，侯豫，大夫讼，卿蛊，公革，辟夬；孟夏四月，侯旅，大夫师，卿比，公小畜，辟乾；仲夏五月，侯大有，大夫家人，卿井，公咸，辟姤；季夏六月，侯鼎，大夫丰，卿涣，公履，辟遁；孟秋七月，侯恒，大夫节，卿同人，公损，辟否；仲秋八月，侯巽，大夫萃，卿大畜，公贲，辟观；季秋九月，侯归妹，大夫无妄，卿明夷，公困，辟剥；孟冬十月，侯艮，大夫既济，卿噬嗑，公大过，辟坤。如此五卦一体，又共同全幅涵摄符示着一月之象。天道即又具体展现、实现于各月、各月节气之各候之中。
月、候与日一体不分。五日一候，三候一气，二气一月。一岁365又 1/4日，每月中各日之情状，亦由每月中之相关卦涵摄符示。总为六十卦，每卦各值6又7/80日（所谓“六日七分”），涵摄符示着相应6又7/80日之情状。天道乃又具体展现、实现于由六十卦所分别涵摄符示的各日之复杂情状中。
中气是一个月的基本象征。每月中的辟卦，涵摄符示该月中气之次候，进而又涵摄符示该月阴阳二气消息之基本情状或常态情状。由此，年复一年的十二月各月中，天道依次具体展现、实现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这十二辟卦所涵摄符示的一阳而五阴、二阳而四阴、三阳而三阴、四阳而二阴、五阳而一阴、六阳、一阴而五阳、二阴而四阳、三阴而三阳、四阴而二阳、五阴而一阳、六阴的阴阳二气消息之基本格局或常态格局。
可见，四正卦统摄另六十卦而所成的全新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具体涵摄符示了天道的上述展现与实现，以及在此展现与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天道有其形而上之本然，又有其形而下之具体展现与实现方式、过程与情状。孟氏卦气说所开示的，乃是一种通过此所云天道之形而下的具体展现与实现方式、过程与情状，以契会天道形而上之本然的天道把握、体认方式。在这种把握、体认方式下，切入角度是形下之维，从形下之维的每一具体细节，契得形上之维的天道之本然。既然天道具体展现与实现于上述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所涵摄符示的四时、二十四气、各月、各月节气之候、乃至各月之每一日的各种具体情状这些形形色色的细节之中，因此，欲真确、圆满地契得天道，即需最大限度地令这些细节，纵然是一日之内的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皆进入到人的视野之内。如此而把握、体认天道，为的就是更好地在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社会人生理念下，追契天道的具体感性展现与实现过程，实现与大宇宙的同步脉动，令上至最高当政者能够契应天道以确立并推行其平治国家天下的理想人文政道与治道，下至众庶百姓能够顺应天时以适切安排农事，社会各阶层人士能够因应时节、天道之推移而适切处世立身，展开自己生活、生命的历程，追求到既与大宇宙一体无隔而又富含人文底蕴的真实人生之意义。
二
孟喜之后，焦赣（生卒年不详）承续并发展了他的卦气说体系。学术有体有用。焦氏从用的角度切入，深化发展了孟氏之体系。传世的《焦氏易林》一书，基本上可视为焦赣本人所撰。这部著作，集中展示了焦氏对于孟氏体系的此种深化发展。
《焦氏易林》给人的外观是，六十四卦互为本原而相生，以一卦变六十三卦，共计4,096卦。该书的具体编排方式，是依照通行本卦序，由一卦统摄一个由该卦领首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六十四卦统摄六十四个由统摄之卦领首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次第排列之。每一卦所统摄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其各卦之下，皆列有类似于卦爻辞的四字韵语，以诠释各卦所蕴示的物象情状及吉凶祸福情状。
古人每每依据《易林》给人的这种外观，断言焦赣是在展示卦之变。此方面的典型观点，如南宋朱熹《易学启蒙·明蓍策第三》在分析利用大衍筮法行占，因筮得的动变之爻导致一卦可能变为六十四卦的情形时，曾说：“于是一卦可变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又说：“以一卦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与焦赣《易林》合。”又如元代胡一桂《易学启蒙翼传·外篇·〈焦氏易林〉》称：“延寿卦变法，以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变四千九十六卦，而卦变之次，本之文王序卦，首乾、坤而终既、未济。……每一卦变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同样仍持类似观点。《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四·占卜之属》于《焦氏易林·提要》中即称：“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共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词，皆四言韵语。”
实际上，在《易林》一书中，焦赣并非在展示卦变。《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为郡吏，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4］(第3160页)孟康注云：“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兑、离、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4］（第3160页）传世的《易林》中，书前即列有六十四卦的具体值日之法，名曰“焦林直日”。其法云：“六十卦，每卦直六日，共直三百六十日。余四卦，各寄直一日。立春、雨水（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小过、蒙、益、渐、泰；惊蜇、春分（春分震卦直一日），需、随、晋、解、大壮；清明、谷雨，豫、讼、蛊、革、夬；立夏、小满，旅、师、比、小畜、乾；芒种、夏至（夏至离卦直一日），大有、家人、井、咸、姤；小暑、大暑，鼎、丰、涣、履、遁；立秋、处暑，恒、节、同人、损、否；白露、秋分（秋分兑卦直一日），巽、萃、大畜、贲、观；寒露、霜降，归妹、无妄、明夷、困、剥；立冬、小雪，艮、既济、噬嗑、大过、坤；大雪、冬至（冬至坎卦直一日），未济、蹇、颐、中孚、复（从大雪后将坎卦入数，断从立冬后四十五日，系王相不断）；小寒、大寒，屯、谦、睽、升、临。每两节气共三十日，管五卦，逐日终而复始，排定一卦，相次管六日。凡卜，看本日得何卦，便于本日卦内，寻所卜得卦，看吉凶。”［５］（第1－2页）
《汉书·儒林传》称：“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皆祖田和、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４］（第3601页）
综合分析以上所列各项内容可见，焦赣未必真正“独得隐士之说”，而是确与孟喜之间存有密切关联。他实则首开将孟喜卦气说运用于筮占、占候之术之先河。孟喜以四正卦主四时、值二十四气，以四正卦之外的另六十卦配月、值候、值日。焦赣在此基础上，以筮占之视野，对此作了改铸，创立了六十四卦值日的新筮占之术。此术，据上所引资料，系以孟喜卦气说中诸月之五卦值日，一卦六爻，各值六日，共值三十日，恰与一月两节气之日数大致相当；而在二至、二分到来之日，则以四正卦值之。其意盖因四正卦乃四时之象、尤其是其至正最显之象的涵摄符示者，二至、二分恰系四时至正最显之象之所在，且在孟喜卦气说中，四正卦的初爻即分别值二至、二分。包括四正卦在内的六十四卦所值之日既已确定，焦赣即以值日之卦为本卦，以本卦所值之日内行占所筮遇的卦为之卦。筮遇的之卦，不外乎六十四卦这六十四种可能之情形。于是以一值日之卦为本卦，就可组成一个由它所统摄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六十四个值日之卦，共可组成六十四种这样的整体系列。依焦氏之见，在某一本卦所值之日内行占，筮遇何之卦，查阅《易林》中本卦统摄下的该之卦的林辞，就可判明筮问事项的吉凶祸福情状了。因此，上述六十四卦各自所统摄的整体系列中，统摄者与被统摄者之间，并非卦变意义上的一为本卦、一为变卦的关系，《易林》根本不存在一卦变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变四千九十六卦的问题。从卦之变的视角切入解读《易林》，在解读的开始，就进入了严重的误区，所得结论的有效性如何，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焦氏那里，六十四卦如此而值日，筮占如此而进行，其内在深层的学理依据当是，天道具体展现与实现于每一日的阴阳二气之消息、风雨寒温之候之交替、物情人事之变化之中。而天道的这种展现与实现，有其常，亦有其变。变乃常之变，由常生变而未能顺利成为现实所致。常即值日之本卦所涵摄符示者，变即于本卦所值之日内筮遇之之卦所涵摄符示者。由是，本卦与之卦间，遂构成上述统摄与被统摄之关系。即此意义而言之，本卦与之卦间，亦可谓具有学理上的卦变关系，但却非前所言卦符上由本卦直接变之卦的卦变关系。依焦氏之见，对于天道常态与非常态这两种不同的展现与实现，人们不仅要明了前者，更应当明了后者。惟其如此，才可望真确、圆满地把握处在感性展现与实现状态之中的天道，追步其展现与实现的感性动变，乃至与其相偕成一体，从而实现对于其在形下之维所展现与实现之一切的适切回应，乃至以此为基础，实现对于其形上之维的本然的适切回应，以便令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社会人生理念，真正化为现实。这种对于天道上述非常态下的展现与实现的重视，充分反映了易学占候之术的品格，也是当时看重“阴阳灾异”、“谴告”、“符瑞”的文化风气和社会习尚的一种典型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