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若要通过象数来感应与把握变易之道，就必须进入阴阳二项对立所构成的境域之中，而不能按照经典科学的认识方法把象数作为一个外在对象进行静态观察。这种对象化的认识方法以主客分离为前提，认为人可以置身于自然之外纯客观地观察自然，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认识主体、手段、过程对认识对象没有影响。它长期以来被奉为科学研究的普遍原则，并成为实证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当代非经典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宏观世界，而对微观粒子是无效的。因为微观粒子是无形无象、变化莫测的，它不像宏观事物一样是一个现成的客体，人们不可能用经典物理手段去测量和认识它，而只能通过宏观仪器和人组成的人－仪器系统来与微观粒子产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和相互作用。认识主体只能凭借微观粒子的客观表象，即其运动特性在宏观仪器上留下的痕迹来把握它，从而主体的需要、主体对观察结果的解释、观察方法、试验手段往往成为粒子性质的决定因素。因此，客体不可能在主体之外独立自在地存在。对于非对象化的存在，人们只有进入其存在状态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它，而这也正是阴阳二项对立的内在要求。因此，量子力学大家玻尔提出的互补性原理曾受到《周易》的启示也绝非偶然。
阴阳二项绝非只是“象征”两类现成的存在形态，而是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它们构成的易象实际是原发时间的存在形态或构生形态，其中总有正在当场实现之中的流动和化生，这种正在“化生着”的境域就是原发的时间或天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交媾中生成。［８］( 第206-212页)原发境域正如大乘佛教所讲的不二法门，“不二”（no two）并不等于“一”（one），而是在因缘的根本缠结中构成的本空境域。人从根本上也是这样一种纯构成境域的缘在 ［８］( 第69-93页) ，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深刻揭示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从根底上被‘在世界之中’构成（konstituiert）的存在者本身就是它的‘缘’（Da）。……‘缘’这个词意味着这个根本性的打开或接弊状态。通过它，这个存在者（此缘在）与世界的在－缘一起，为了它本身就是这个缘。”［９］( 第105－106页)只有进入这一原发境域才能理解象数所显示的形势和时机，从而采取恰当方式应对，使人真正有能力朝向未来。只有从阴阳二项对立所构成的原发境域的意义上才能理解《系辞》所说的“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语的深刻含义。
中国人重视变易，但并非仅为了获取关于变易的确定知识，而是要在变易之中驾驭变易，求得不易以朝向未来，而这种不易不能脱离阴阳二项相交相成的变化过程，这一变易中的不易即是“中”。“中”在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中具有崇高地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人所理解的、与西方迥乎不同的终极实在。它不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永恒实体或普遍原则，也不是以斗争为最高原则的辨证法标准所贬斥的调和折衷，而是阴阳相交之中所维持的一种动态的平衡，是阴阳在变化中调适而成的最佳状态，也即是“和”，如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三章）阴阳二项之中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新的可能性，具有最大变化的可能，是新的生命和意义涌流之处，因此“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在象数显现的时空结构中就是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融过去和未来于一体的当下，因此中国人对变化和时间有着无比深刻独特的理解，他们不惧怕变化，不逃避变化，不追求脱离变化的永恒实体或彼岸世界中的解脱，而是认为在现象的生生变化中把握的阴阳相交的当下才是最真实的，蕴涵着人生的原本意义。因此，儒、道都把“中”作为一种根本的思想方式和人生态度，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融入中国文化主流，与其缘起性空、真俗不二、涅槃世间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契合有莫大关系。因而中国哲理思想的主流总是立足于现在，朝向未来的。
《周易》象数中阴阳二项对立所构生的指向未来的势态，不但成为《周易》文化取之不竭的源泉，而且也把中国文化引入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微妙深远的思想境域。长期以来，《周易》象数所蕴涵的这种终极价值被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框架所遮蔽，而当代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为象数思想价值更充分的开显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对东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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