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此理”，不仅是卦爻象所显示的某卦和某爻之义理，而且指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相应地，易学理解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活动，而且更是一个人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之理中的投入和参与。个人被放在天理之网中，他们总是在天理的背景下展开心性活动，展开易学理解。他们不再是用客观分析(如象数派那样)或形而上之理(如理学派那样)解释某一卦爻，而是通过主体的心性以及卦爻的心性背景(圣人之心)之间对话，找到天理的内涵。天理既规定着卦爻和主体人的心性，又必须借助于后者而得以呈现。由此，以易符为中心的心性分析遂取代了易符的象数结构和理学认可。
陆九渊主张“此心本灵，此理本明”(《与刘志甫》)、“自昭明德”(《与吴斗南》)，迥异于程朱“即物而穷理”的理学思路。他认为《易》实为存心明理之书，心性是超易符的，易学研究本质上是要求达到一个超易符的心性实在。
例如，《与曾宅之》解释坤卦六二爻辞说：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以，陆氏主张根据心性重新理那个“理”字。《与黄康年》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顺此而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顺此而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强凋“此理”的普遍性，并以“此理’’重新规范我们的行为。而此理(天理、易理)与人心并无差异，在易学理解中，心性得到了“同圣人心”的契合、并达到了天理允许的境界，从而获得了一个完美的天人合一、物我相谐的心性交流背景。
可见，易符与实在之间的对应是一种间接的情感和心性领域上的对应，不限于逻辑或形而上之“理”上的一致关系。陆九渊对易学的这种心学建构，放弃了客观方式的直接指称，而是要寻求易卦爻符号背后所蕴藏的人类共同的心性理解。所以，易象不是死象，象在意义层次上恰好表现了心性交流和情感传递。易象属于感受的层次，必须有主体人的参与。《周易》六十四卦结构的组合体系，其功能在于模拟天地人三道的天理背景。这种背景是由“象”揭示出来的，而这种揭示过程则是要推求出一个心学意义上的心性答案，讲究某种精神境界。
象数派易学的本质在于澄清易符的意义，力图使易符表达具有最大程度的科学性。理学派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可供人们加以分析和理解的易学模式，两者都从属于某种方法学。陆九渊则致力于建构真正本体论层面上的易学——心的易学。研究易符的确切含义并不是易学的本质和全部任务，因为易符表达了外部世界和自身心性存在的各种实在和景象，主体心性将永远是易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内涵。所以，陆氏易学不仅不是一种方法论，而且还是对方法论的批判，是对各种形式的或客观理性之理解的前提和限制的批判。对易象的理解成为心性的素材，而不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改进。对《易》的不同层次和功能的解释，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精神和心灵结构的不同方面和内容。
借助《周易》提示出人类精神领域的不同方面和内容!这构成了陆氏易学研究的本质目的所在。而此前的易学研究根本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其《与曾宅之》云：“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陆氏冷静地看待“理”字的心性基础，认为理(天理、易理)投向的是人类心灵结构，人们正是借助于这种结构，完成了易学理解、实现了日常的乃至哲学的心性交往。易卦爻用于表达心性，心性是天理的内涵，它与客体实象的关系都是间接的和次要的。易卦爻只表达着一种经过天理(亦为圣人之心)所认可的心性内涵，即通过心性而使易卦爻描述天理，这才是易、理、心三者之间的真实图景。易学研究因而成为心学研究的一部分。
由于心性范畴的介入，使得陆氏易学比此前的象数派和理学派更恰当、更全面地反映了《周易》的本质，因而也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认识论关系。在所有这一切过程中，陆氏更多地强调了主体心性对于客观实在和客观之“理”的本源地位和作用，既总结了思孟以来的心学认识，又开启了杨简、王阳明乃至熊十力等人心学研究的先河。而陆氏在中国古代心性哲学史上的这种承启作用，基本上是经由他的易学理解而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