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宗教神学理论的建立，标志着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意识形式的成熟。其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后来一直为儒教信徒所继承，而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像柳宗元这样的所谓朴素唯物主义者，他把“天”解释为“彼上而玄者”（《天论》），并且以“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批判了天人感应论，但他却并没有否定“天”的道德人格，甚至也没有否定“天”的意志人格，所以才有“夫天之贵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倬为至灵”（同上）之说；其“天爵”之论把“明与志”纳入“天爵”范畴，也能说明这一点。正因如此，他亦如董仲舒那般的牵强附会，说什么“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秋冬夏也”（《天爵》）。他与董仲舒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反对“天诛”之说，而董氏则宣扬“天威”、“天谴”。再看自称续传统儒家“道统”的韩愈，他虽没有把董仲舒列入历史上“道统”传承者的名单，然其“天”的观念却与董氏略同：“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原人》）他把“天”理解为存在于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之中的决定这种自然现象并且通过这种自然现象表现出来的主宰。这个主宰，不只是决定天文现象，还在一定程度决定人间祸福，故“民有忤于天，……而下殃祸焉”（《原鬼》）。很明显，这里包含有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因素。
至于宋明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之类，其“天”的观念亦与董仲舒略同：“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周子全书》卷八《通书·顺化第十一》）“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周易程氏传》卷一《乾卦》）；“万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只是理学家们不再像董仲舒那样把主宰自然世界运行的东西叫做“天意”、“天心”、“天志”之类了，周敦颐把它叫做“天道”：“天地间，至尊者道”（《周子全书》）卷九《师友上第二十四》）：“天道行而万物顺”（《周子全书》卷八《通书·顺化第十一》）。张载则称它为“天德”：“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正蒙·乾称》）；“天之不测谓之神”（《正蒙·天道》）；“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正蒙·神化》）。从二程开始，则一般称之为“天理”了：“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朱子语类》卷四“性理”）无论其名称如何不同，其实质都一样，都是宇宙的主宰，只是这个宇宙主宰已不同于董氏神学中的那个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只有道德理性没有具体情感意志的“天”；相应地，这个纯粹只有道德理性的“天”在主宰宇宙的方式上，也不再像那个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那样是通过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来实现，而是通过“天命”使“天理”（即“天”的道德理性）内在于天下万物（包括人类），使它们各具有一个理（为人类所具有的理叫“性”），从而使万物直接受其天赋之理（性）的支配。简言之，在宋明理学家的宗教意识中，“天”是间接地通过物之理、人之性来实现对宇宙的主宰的。因此，就宋明理学家而言，他们对于“天”的崇拜，是具体地表现在“尊德性”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