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传记载，京房是一位兼有易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三重身分人人物。元帝时期，京房把他的卦气说用之于实际的政治，反对宦官石显，宣传他的“考功课吏法”，企图挽救危机，拨乱反正，终因政治斗争失败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死时年仅四十一岁。这种情况表明，京房是忠于自己的儒家文化价值理想，也是忠于自己的象数派易学的哲学信念的。通过京房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卦气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更为具体地把握卦气说的本质。
西汉政治由盛而衰是从元帝时期开始的。元帝宠幸石显，任用巧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仇忠害正，吏治腐败，危机的迹象业已显露。京房针对时弊，反复劝诫元帝应该认清形势，推行“考功课吏法”，任用贤能，整顿吏治，他指出：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年内为治耶，乱耶？（《汉书．京房传》）
京房援引天人感应的思想来分析时局，表达政见，这是当时今文经学家的普遍的做法。其所谓瑞应，象征着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处于和谐状态，所谓灾异，则象征着这种和谐受到了破坏，这二者都体现了天神的意旨，是天神对君主所发出的嘉奖和谴告。只是京房站在易学的立场，认为天人感应是通过卦气表现出来的，卦气是否正常，与君主的行为直接关连。他根据当时一系列的灾异现象断定已经进入乱世，原因在于君主“以毁誉取人”，未能“以功举贤”。他的这一番言论虽然从理论上看来是荒谬的，在政治上却是一种切中时弊、抓住要害的远见卓识。元帝开始曾被京房说服，准备试行他的“考功课吏法”，后来又听信石显及其党羽的谗言，推迟不行，把京房调离京师，出任魏郡太守。京房在赴任途中，接连给元帝上了三封奏折。这三封奏折是我们具体了解卦气说如何用于实际政治的极为生动的史料，值得详加剖析。
第一封奏折是京房未出发前于建昭二年二月朔拜时上的。他说：
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汉书．京房传》）
据王先谦《汉书补注》所引各家之说，房上封事当在三月，所称辛酉为正月二十八日，己卯、庚辰、辛巳，则二月之十六、十七、十八日。亦房当于二月十六己卯拜为太守。这是元帝受石显等人的蒙蔽而疏远京房的一个措施，表明元帝的决心已经动摇，京房与石显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已经失败。京房回顾前一段过程，认为根据对卦气的观察，自正月二十八日辛酉以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蒙气衰去，太阳精明”。所谓蒙气，指的是一种遮掩太阳的尘云，混浊错暗，与上下合之雾及日旁气之蜺同属阴云一类。蒙气为阴冒阳，象征邪臣蒙蔽君主。蒙气衰去，象征君主不受蒙蔽，有了自己的主见，忧的是二月的卦气为“少阴倍力而乘消息”。消息即十二辟卦，消卦为太阴，息卦为太阳，其余杂卦为少阴、肖阳，辟卦为君，杂卦为臣。二月的卦气为晋卦、解卦用事，两个少阴杂卦合力干扰辟卦大壮，由此可以看出元帝并未完全排除邪臣的蒙蔽，仍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到了己卯拜为太守，自己的忧虑是被证实了。京房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是争取在出任太守以后能够每年回到亦师向元帝汇报，于是他根据卦气对这次斗争是否成功进行预测。亦房认为，辛巳之日，“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这表明在此以前的己卯、庚辰两日之间，必定有人进了谗言，蒙蔽君主，防止自己乘传奏事。
京房的这个忧虑也被证实了。在出发前，元帝果然命令京房不要乘传奏事，石显的阴谋得逞，京房第二个回合的斗争也失败了。走到新丰，亦房上了第二封奏折。他说：
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年内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年笑。
这封奏折中，京房通过他与弟子姚平围绕着对遁卦卦气的两番讨论，一方面向元帝表明自己以身殉道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劝诫元帝应以国家的安危为重，让他在魏郡试行“考功课吏法”，不要做出贻笑大方的蠢事。遁卦为六月辟卦，，如果遁卦的卦气运行失常，阴阳错缪，则当暑而寒，出现洪水灾异，在人事上则象征着有道术之人当被逐死。京房以前曾经作过预言，至七月洪水果然涌出，预言应验了。在这种情况下，京房本来就该全身远害，不必多言。但是京房认为，虽言而死，仍要坚持自己的政见。他的这种无所畏惧的勇气来源于他的坚定的哲学信念与政治理想。京房的占验之术，其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论，而不同于术数末流所服膺的宿命论。这种天人感应论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尽管卦气呈现道人将逐死的凶兆，但是只要决策得当，行为合理，灾异是可以止息，凶兆是可以转化的。京房认为，以谏杀身而无益于国只算得是小忠，谏行言听而身与国同休才是大忠，所以他要求元帝给他一个在魏郡建功立业的机会，不要使涌水灾异的凶兆在他身上应验。
到了陕西弘农,京房又上了第三封奏折: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言观色焉。（均见《汉书．京房传》）
照京房看来，“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卦气图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储藏着“强弱安危之机”，因而他的政治活动随时随地都以对卦气的观察作为决定的依据。丙戌为四月二十四日，其明日丁亥直小满，杂卦小畜用事，此时蒙气虽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杂卦合力对辟卦进行干扰，至丁亥次日戊子益甚，当五十分日中之时，蒙气复起。这种卦气象征着君弱臣强，消息之气被并力而争的杂卦之党所压倒。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己丑夜，又起了还风，还风即暴风，一直乔到二十九日辛卯，太阳错暗无光。癸巳为五月二日，正当乾卦用事之始而有此“日月相薄”之异，太阳受到邪阴同力的严重干扰，卦气的运转极为反常。京房认为，如果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但是，如果使弟子任良出任刺史，自己留居京师，中央与地方相结合推行考功法，则“星亡之异可去”。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考功法，这是当时忠邪贤佞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石显等人极力反对，编造种种邪说，而元帝终于听信了他们的邪说，拒绝京房的合理建议。京房认为，这种错误的做法影响了卦气，“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都是由此而造成的。京房最后向元帝提出严重警告，决不可违逆天意，甘受邪说的蒙蔽，今后的卦气将更加反常，太阳将更加错暗无光，“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这条天人感应的规律是应该认真思考的。
从京房的这三封奏折可以看出，他的卦气说和他的政治活动是结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他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卦气说作为理论基础，而卦气说出始终是与实际的政治相联系，总的目的则是为了克服危机，理顺关系，使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复归于和谐。就京房的政治活动而言，最后是失败了，终以“诽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惨遭杀害。究竟失败的原因是由卦气说所引起还是另有所在，这是我们公正持平地评价京房易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宋代的司马光对京房的政治活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
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司马光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主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因而君主的明暗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安危。如果“人君之德不明”，尽管忠正的大臣进行耳提面命的谏诤规劝，提出各种合理的改革建议，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归于失败。反之，如果遇到一个严明有如宣帝那样的君主，情况就会改观。仲长统在回顾宣元之际政治的演变时，也提出了与司马光相同的看法。他说：“孝宣之世，则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中宗严明，二竖不敢容错其奸心也，后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悉以枢机委之石显，则错迷雾乱之政起，而分忠害正之祸成矣。呜呼，父子之间，相监至近，而明暗之分若此，岂不良足悲耶！”（《全后汉文》卷八十九）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房反对石显的斗争之所以失败，不能归咎于他的卦气说，而应该联系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内在矛盾挖掘其深层的原因。
其实，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对这种君主专帛正体的内在矛是有着较为清醒的察觉的。当时各派经学家为了防止君主拒谏饰非，滥用权力，都在“屈君而伸天”上大作文章，企图假借天神的权威用阴阳灾异来加以限制。比如与京房同时汉《齐诗》的翼奉曾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这种经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并且带有鲜明的朝代特征，形成为弥漫于朝野上下的一股思潮。京房的卦气说就是在这股思潮的强大影响下孕育成熟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许多从事政治斗争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先进人物，除了利用阴阳灾异这个思想武器以外，是别无其他选择的。
但是，京房的象数派的易学，其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后来也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批评。王夫之的批评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
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气，分卦以征事，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何也？曰：石显之邪，而君德以错，国是以乱，众耳众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实固非也。势已成，形已见，谓天之象数亦然，亦恶从而辨之？
盖房之为术，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圣人之教，且恣其削补。道无不圆也，而房无不方，大乱之道也，侮五行而极二仪者也。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欲试行之，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荧之尔。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厨人之酊也，此愚所以闻邵子之言而疑也，而况房哉！（《读通鉴论》卷四）
王夫这批评京房的易学在两个重要之点上难以成立。第一，他的卦气说根本不能对人事的得失祸福作出预测，只不过是就昭然若揭的既成事实作出事后的解释，归结为天之象数。这种解释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是精心编造出来用以骗人的淫辞。第二，他“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立典要以为方体，极力使内容屈从于形式，把天象人事瓜分割裂，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地统统塞入一个固定的格式之中，这就必然圆凿方枘，与五行二仪之道以及事物的实际的变化格格不入。
应当承认，从理论思辨的角度看，王夫之的批评确实是出中了京房易学的要害，但是由于京房易学迎合了时代的思潮，适应于实际政治的需要，尽管理论上破绽甚多，难以自圆其说，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