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传》与《春秋》的关系及其在孔学中的地位
孔子晚年有二部著作，一是《易传》，一是《春秋》。其中《春秋》作于孔子辞世前两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易传》的著述时间当在返鲁之后，作《春秋》之前。（今人郭沂谓：“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278页））［10］《易传》为孔子一贯的道德主张提供了坚实的形上学依据，肯定了其一生行迹的价值，给垂暮之年的夫子以莫大的安慰。《易传》完成不久，孔子平生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便夭亡了，孔子悲痛欲绝，曰“天丧予！”意识到，自己将赍志而没，孔子叹道：“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尽管晚景凄凉，但孔子的关注仍然指向世道人心。本着在《易传》中建立的形上学高度，孔子决心完成一生的最后使命：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宗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时贬损之义。（《史记·孔子世家》）
在《春秋》中，孔子从绝对的形而上的精神高度，以礼义大义为准绳，对二百数十年间的人物、事件作了道德评判。其辞冷峻、自信，每下辄如铁铸，不可移易。史称：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同上)
《春秋》义理之尊笼罩全史，是孔子一生事业的结穴，其中表现出道德的绝对自信决非出于血气之私，而是来源于《易传》为道德提供的至高无上的形上学境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可以说，没有《易传》提供的形上学依据，就没有《春秋》道德判断中表现出来的绝对自信。通过作《易传》、作《春秋》，孔子最终完成了阴阳大道与名分褒贬相统一的天人贯通的思想体系。关于《易传》和《春秋》的关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是表里关系。吕思勉先生的见解颇具代表性：
《易》与《春秋》相为表里。盖孔门治天下之道，其原理在《易》，其办法则在《春秋》也。［11］
吕先生指出了《易》与《春秋》具有密切的关系，极是。但谓二者是表里关系，一个是原理，一个是办法，则于义未安。看到吕先生举的例子，越发让人感到牵强：
中国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此项自然力，道家名之曰“道”，儒家谓之曰“元”。《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元”，即《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元”。为宇宙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然，只有随顺，更无反抗。人类一切举措，能悉与之符，斯为今人所谓“合理”。人类一切举措而悉能合理，则更无余事可言，而天下太平矣。然空言一切举措合理甚易，实指何种举措为合理则难；从现在不合理之世界，蕲至于合理之世界，其间一切举措，一一为之拟定条例，则更难。［11］
吕先生所云的《易》与《春秋》的关系，或可称为一家之言，但未必能得学术之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误解二者所处的层面。我们知道，易道主要是就形而上的境界而言的，是阴阳大道，而《春秋》所评价的是形而下的历史现象，属人道。二者处在两个不同层面，其关系是上下关系。将易道于人的意义看成是“只有随顺，更无反抗”，显得过于简单和表面化。实则，孔学的神髓在于“尽性至命”，儒者出处取舍，一本于人伦道德，成败利钝皆可置之度外。
事实上，从整个孔学来看，不仅《春秋》属于形而下的层面，其余的《诗》、《书》、《礼》、《乐》皆是如此。《易传》为整个孔学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惟如此，儒者才“忧道不忧贫”、“世治不轻，世乱不沮”，成为“仁者”、“刚者”，才能“觑定一切现实，从忧患中谋生存”，［12］既不虚言蹈空，又不为眼前境遇所动，“正位凝命”，如是而已。这就是二千数百年来，史不绝书的圣贤血脉。圣门广大，涵盖圆融，四科分立，三千弟子遍及天下，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极为深远。然而，如果不能把握儒门天人一贯的精神实质，徒以株守旧典、抱残守缺的乡愿、曲谨之士视儒者，则是厚诬孔学，厚诬儒者。
|
|
|
|
|
|
哲学网编辑部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地址：上海市虹梅南路5800号2座416室 邮编：200241
ICP证号：晋ICP备 05006844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