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大姒继妃说”和“缵女维莘”
“帝乙嫁女于文王”说的提出另有一个重要理由，即《大明》第（６）章述及文王与大姒的婚姻时有“缵女维莘”的说法。顾颉刚先生说：“缵者，继也。大姒若为文王的元配，为什么要说继？……如果直讲为继配，则大邦之子或死或大归，而后文王续娶于莘，遂生武王，文义便毫无 格。”［２］
在讨论这种意见之前，有必要对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略作回顾。
明代以前，没有人对大姒的元配身份提出怀疑。毛亨《毛诗故训传》、刘向《列女传·周室三母》、郑玄《毛诗传笺》都肯定“大邦有子”和“亲迎于渭”是对文王与大姒关系的描写，都认为“缵女维莘”的“缵”（继续、继承之意）是说大姒继承了大任的美德，可见汉代经师对《大明》诗意的理解基本一致。
据陈奂《毛诗传疏》介绍，所谓“大姒非文王元妃”一说出自明人邹忠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诗类存目》著录有邹氏的《诗传阐》二十三卷和《阐余》二卷，邹氏对“缵女维莘”的新解当即见于这两部书。《诗类存目》评介说：“是书即丰坊伪《诗传》每章推演其义，而丰坊伪《诗说》则深斥其妄。一手所造之书，而目为一真一赝，真不可理解之事矣。”《诗传》和《诗说》是明人丰坊依托子贡、申培之名伪造的两部解释《诗经》的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诗类存目》也有著录。据《明史》卷一九一《丰熙传》附《丰坊传》说，丰坊性好投机，“晚岁改名‘道生’，别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语。”追溯渊源，邹忠允的“大姒继妃说”可能又是从丰坊伪《诗传》那里转抄而来。
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对“继妃说”表示赞同。［１０］（卷十三）［１１］（卷二）［１２］（卷二十一）［１３］其中，王先谦对“继妃说”作过比较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此说于“经义、史年一一吻合，事在不疑，可质后世矣”。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也把“缵女”释为继妃，并称此说“殆成定论”。［１４］应当说明的是，上述赞成“继妃说”的学者都还没有将“缵女维莘”与“帝乙归妹”相牵连，他们只说大姒是继妃，并未考究谁是文王的元配。受“帝乙归妹”的启发从而提出大姒是继妃、帝乙之女是元配，这是顾颉刚先生对“继妃说”的进一步引申。
按王先谦的概括，“继妃说”的依据不外就是“史年”和“经义”两方面。由于对事实理解有误，“继妃说”支持者所看重的这两类证据均不成立，他们对问题作出“事在不疑”、“殆成定论”等断语也未免论定过早。
所谓“史年”问题主要是指文王迎娶大姒或生育武王时的年龄。《尚书·无逸》载：“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条记载按文献时代说最为可信，然而它被后人误解的程度也最深。“中身”指中年即四十岁左右，这没有太大争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受命”的含义。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将文王“受命”之年看成即位之年，结果便得出文王中年即位，再加享国五十年，共享年九十多岁的结论。《孟子·公孙丑上》“（文王）百年而后崩”，《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终”，都是因误解“受命”之年而形成的讹传。持“继妃说”的学者进一步考证说，从《大明》看，文王娶大姒在即位之后，这时文王已步入中年，按先秦贵族婚姻惯例，文王不可能迟至中年才首次结婚，这就意味着大姒只能是继妃而非元配。这类考证看似有理，其实它的出发点就不正确。《尚书·无逸》所谓“受命”，不是指文王继承君位之年，而是指公开称王、宣布取代商朝和接受天命之年。《史记·周本纪》对此有明确记载：“（文王）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十”当为“七”）如果曲解“受命”为即位，相信文王活了九十七岁的说法，则无异于说文王九十六岁时还能东征西讨（《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去世前一年伐崇国，作丰邑），这肯定有悖事理。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卷一《周开国年表》、杨宽《西周史》第三章［１５］已对《无逸》“受命”之义作过辨析，断定“文王中年即位”之说出于误解。文王即位时年纪尚轻，即位后迎娶元配大姒顺理成章，试图通过“史年”推证“继妃说”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大姒的元配身份，《大明》已经有所暗示。戴震《毛郑诗考证》曾就“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解释说：“天若早为之生配，是故适及文王嘉事至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许字之年也。”戴氏对诗意的体会细致入微，分析十分精辟。《大明》的上述描写确有文王与大姒年龄相当、同时长大成人的意思。如果文王中年以后娶大姒为继妃，两人年龄必有较大差异，诗人绝不会说“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继妃说”的所谓“经义”依据只有“缵女维莘”一句话。“继妃说”出现后，一些反对此说的学者也感到汉代经师对“缵女”的解释（郑玄等认为“缵女维莘”指大姒继承大任的德行）比较牵强，开始另辟蹊径提出新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四释“缵”为“ ”（美好），认为“缵女”即“好女”，意思与淑女、硕女、静女相近。俞樾《群经平议》卷十一释“缵”为“荐”，认为“缵女维莘”犹言“荐女维莘”。吴闿生《诗意会通》释“缵”为“绍”（辅佐），认为“缵女维莘”即“佐汝维莘”，是上天告知文王之词。［１６］笔者认为，这些解释虽然意在排拒“继妃说”，但具体结论都不可取。《毛诗》训“缵”为继本无问题，无需运用通假改字求解。准确理解“缵女”的关键，在于把“女”字看作动词，释为“嫁女”。“缵女”即继续嫁女，“缵女维莘”则可今译为：继续嫁女于周邦的就是莘国。诗人将莘国嫁女于周称为“缵女”，是与第（２）章“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相对应的。在诗人看来，挚和莘都是可以代表“殷商”文化的“大邦”，挚氏先嫁女于王季，莘氏又继挚氏之后嫁女于文王，这就是“大邦”相继与周联姻。所谓“缵女维莘”，正是针对这种相继关系而言的。学者误以为“缵女”有后世的继室、续弦之义，由此推出“大姒继妃说”，又进而推出帝乙之女为文王元配的说法，可以说是一连串的讹误。 综上所述，将《易经》的“帝乙归妹”解释为商周联姻，是一种难以信据的假说。如果没有更充分的资料和更周密的论证，就不宜再用这种假说去解释《周易》、《诗经》和商周历史上的其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