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易》研究的传统格局中分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焦循因其独特的易学构架，被归于象数一派。其实，焦循探究象数的目的，在于阐发义理。另外，焦循为了论证其易学构架，常以“声训“之法寻求卦与卦之间的关联，这是被人讥讽为“附会难通”的重要原因。下面，笔者就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 焦循易学构架的道德义理诠释
纵观中国士人史，不难发现，中国大多数士人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入世情结。这种入世情结肇源于“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这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是从孔子那里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关于孔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笔者曾做过专题研究。为节省篇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前人往往评价乾嘉学者“一头钻进故纸堆，不问世事”。我常怀疑这一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对乾嘉学者的这种认识，实在是低估了文化传统的影响力。焦循作为一名乾嘉学者，尽管潜心于六经注疏之学，然而“修齐治平”的中国传统士人的理想在他心中并未泯灭。焦循提出的易学构架绝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焦循在论述其“旁通“体系时说：“成己所以成物，故此爻动而之正，则彼爻亦动而之正，未有无所之自正不正人者也。枉己未能正人，故彼此易而各正，未有变己正之爻为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2］（卷一）此段话中“成己所以成物”即孔子所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7］（《雍也》）“枉己未能正人”即孔子所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之意；［7］（《子路》）“未有变己正之爻为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即孟子所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之意。［8］（《滕文公上》）
焦循在《易图略》中又说：“《易》之一书，圣人教人改过之书也。穷可以通，死可以生，乱可以治，绝可以续，故曰为衰世而作，达则本以治世，不得诿于时运之无可为，穷则本以治身，不得谢以气质之不能化。”［2］（卷三）这段话充分表达了焦循“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跃然纸上。焦循认为，按照爻位运动规律，先二五，后初四、三上则为吉，不待二五，初四、三上先行则为凶。然而吉可变凶，凶可化吉。吉何以变凶？焦循举例说：“乾二先之坤五，四之坤初应之，乾卦成家人，坤成屯，是当位而吉者也。若不知变通而以家人上之屯三成两既济，其道穷矣。”［2］（卷二）也就是说，本来是吉，如不知及时“迁善改过”而变通，也会变为凶。凶何以化吉？焦循举例说：“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复，是失道而凶者也。若能变通，以小畜通豫，以复通姤，小畜、复初四虽先行，而豫、姤初四则未行，以豫、姤补救小畜、复之非，……此凶变吉也。”［2］（卷二）也就是说，本来是凶，如果能够“迁善改过”而变通，也会转化为吉。最后，焦循总结说：“惟凶可以变吉，则示人以失道变通之法；惟吉可以变凶，则示人以当位变通之法。”［2］（卷二）失道时“迁善改过”以求吉，当位时“迁善改过”以避免转化为凶，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憧憬、追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在《易话》中，焦循更是明确指出：“圣人治天下，欲其长治而不乱，故设卦系辞以垂万世。……圣人处乱则拨乱以反乎治，处治则继善以防乎乱。……大抵气化皆乱，赖人而治。治而长治者，人续之也；治而致乱者，人失之也。……怠于政教，人民乃紊，……故否泰皆视乎人，不得委之气化之必然也。”［9］（《阴阳治乱辨》）一个忧国忧民，希冀国泰民安的“故纸堆”中的乾嘉学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二） 焦循易学构架与“声训”
在中国训诂学史上，清代可称是黄金时期。清代训诂学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声训”的发达。“声训”也称“音训”，是从字的读音着眼，根据音近义通的原则，取音近之字互为解释。“声训”的起源很早，《周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坤以申为声符，申与顺叠韵；坎以欠为声符，欠与陷叠韵。)《周易·彖》：“夬，决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在上古音韵系统中，“序”为邪母鱼部，“射”为船母铎部。邪母为舌尖音，船母为舌面音，两者发音部位相近；鱼部和铎部是阴入对转，即主要元音相同，只是有无辅音韵尾的区别。“序”与“射”声母和韵母都相近，具备声韵相邻通假条件。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都是“声训”。至清代，以音韵学的成就为依托，“声训”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为《广雅疏证》作序时也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10］（卷首）这些论述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
焦循深受《广雅疏证》的影响，他说：“循近年得力于《广雅疏证》，用以解《易》，乃得涣然冰释，因叹声音训诂之妙，用以解他经，固为切要，而用以解《易》，尤为必不可离。”［11］（《寄王伯申书》）在论证其易学构架时，焦循常用“声训”之法探求卦与卦之间的关联。如，萃卦初六爻辞有“一握为笑”之语，鼎卦九四爻辞有“其形渥”之语，焦循注萃卦时说：“握与渥同。鼎‘其形渥’，渥，足也。足则终，终则乱，惟有孚于萃不终。”［12］（卷二）通过“握”与“渥”的假借，论证了萃卦与鼎卦的关联。这种假借之法常被讥评为“穿凿附会”。针对这种讥评之语，阮元曾为之辩驳说：“或曰：《通释》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几凿乎？元曰：古无文字，先有言有意。言与意立乎文字未造以前，……故口言‘遯’而‘遯’与‘豚’同意，口言‘疾’而‘疾’与‘蒺’同意。《传》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此道也。浅识者立乎其后而分执之，盖未知声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鱼’为‘遯鱼’，《韩诗外传》何以‘蒺藜’为‘据疾’哉？”［13］（卷首）在晚清易学界对焦循的一片非难否定声中，皮锡瑞也表明了他支持焦循的鲜明立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14］（第39页）笔者认为，“声训”本是一种科学的训诂方法，卦与卦之间的关联也可备一家之说，但“声训”与两卦（或数卦）关联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换言之，《周易》作者是否有意识地用“声训”来暗示卦与卦之间的关联，则大有疑问。此外，运用“声训”时，最忌主观臆测，最好有比较充分的文献旁证，而焦循在其易学论著中所论之假借虽然基本上都符合古音通假的条件，但缺乏比较充分的文献旁证，终觉美犹有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