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需要一严肃的修心过程。朱子在其另一论述中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他说，理会《易》要精、神俱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惟如此，方可谓知《易》。
站在20世纪的高度，我认为我们应该称此门知识为“宗教”。它虽以我们所说的心理学为基础，但它亦可超出人心而拓展至最大的宇宙力量，最终成为一无文字符号但比其它知识更为强大的一门知识。
对朱熹来说，这是儒家思想的实质。但我可以断言，它不单纯属于《易》或儒家思想，而更像其它真正宗教知识的核心，并以许多名字见称。在佛教中称为“觉悟”，而在基督教中称为“上帝”。
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三种知识。我首先讨论了可测的简单的几何学原理，它显现于八个卦画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谈到了既不简单又不可测的历史真实，《易》之“变易”性即在于此。最后我谈到一种超越的知识，它始于《易》，但其最终的实现却远远超出《易经》卦符及经文。我最后的问题是关注第三种知识与前两种知识的相互作用。这三种显然相互矛盾的认识能否共存于一部传统的经文？或者换句话说，人类是否能够仅靠其中的一门知识？
首先，如果我们认为《易》中的几何学原理是其真实的唯一显现，我们就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对《易》的其它可能性理解。而如果我们知道了《易》中几何学原理的确定性，我们将会非常失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只选择上述三种《易》学知识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就会脱离其它使我们极有收获的认识途径。
宗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传统中已进行过探讨。朱熹的结论相对来说是直言不讳的：他认为二者不能相互抵牾，并主张一种知识沿着另一种知识自然地发展，即道德源于天地之道，此天地之道可由圣人觉知，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学到。今天我们感到朱熹如此自信的说教有点单纯：在我们承认他的洞见的同时，我们却不愿苟同其在具体行为上的具有同样权威的指教。许多宗教思想家乐意承认道德之源在于他们的创始者或信徒的洞见上。
宗教与几何学之间的关系更令人困扰。就我所知，将二者最成功地结合起来的当属邵雍。在此我不想展开其学说，只是提一点，邵雍在任何时候都将其图表看作我称之为“宗教”的显现。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二者永远不会有任何冲突，因为二者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其唯一的错误或许源于不正确的显现，源于对宗教之真理的不完善的理解和缺乏描述技巧。但其设想本身是完美无缺的。
朱熹的观点首先是极具权威的：天地之道是最高的，而研究《易》中的几何学和伦理历史学知识的人便丢掉了古经最深的寓意。而最高的真义并不总是最实用的，这在许多方面得到验证。首先，朱熹所推崇的“与日月合其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不现实的。另外，许多人，即使是胸怀大志的圣人，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好在一些简单的教诲还存在。朱熹本人也主张，最终要先教伦理应用，而后学筮。
最后，所有这三种知识的形式都是必要的。实际上，我认为只有三种知识合到一块才能称为真正的知识。因而我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认识《易》的多重性方面为我们开了先河，并激励我们颂扬而且参与挖掘这种多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