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璞不仅精通易学，而且深谙道家道教学说及其方术。在长期的易占实践中，他往往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获得极大成功。本文从阐析郭璞易占的具体筮例入手，深入探考了道教与易占之间的特殊关系，庶几有助于人们对魏晋时期易象数学的发展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郭璞；易占；道教；方术；堪舆
A stud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UO Pu's Yi divination and Daoism
LIAN Zhen-bi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GUO Pu was well versed not only in Yi learning, but also in Daoism and its occult techniques. In a long period of divination practice by Yi, he would organically combine both, with one complementing the other, attaining great success. By elucidating and analyzing specific divination examples, 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unique connection between Daoism and divination by Yi, so as to help people to have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age-number Yi learning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GUO Pu; divination by Yi; Daoism; occult techniques; geomancy
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郭璞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在文学、语言学、神话学领域里硕果累累，而且在易学、道教学领域里亦颇有建树。本文拟就郭璞易占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探考，弄清二者是如何相互促进的，庶几有助于人们全面、深入地把握魏晋时期易学发展的原生态。
一、易占活动道教化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以京房为代表的易象数派急剧衰微，以王弼为代表的易义理派后来居上， 成了易学发展的主流。而郭璞的易占术，其理论渊源于焦赣、京房易象数学，却仍能在两晋之交大放异彩，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和欢迎。不仅上层统治者，如晋元帝、丞相王导、温峤、庾亮等都让他占卦，卜问国家大计，大军阀王敦在叛逆前也向他卜问自己的未来；而且，一般士大夫乃至民间士人农妇都纷纷请他卜问生老病死，择葬地相冢墓；甚至僻在荒裔的匈奴后部人卜珝，也同他切磋易卜术。一部《晋书》，从“五行志”到诸“列传”，多处可见郭璞为人占卦、堪舆的记载。其占筮之“灵验”，堪舆术之“高明”，在当时无人能望其项背。“景纯（郭璞字）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房）、管（辂）于前图，轶梓、灶于遐篆”［1］（第1913页） “璞消灾转福，扶厄择胜，时人咸言京、管不及。”（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术解》篇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2］（第184页）
那末，人们不禁要问：郭璞何以能在易占、堪舆领域里，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呢？
笔者以为，除了郭璞大胆改革并发展了焦京易象数学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审时度势，把易占活动（包括堪舆实践）道教化。
首先，郭璞在易象数学基础上，结合当时盛行的道教理论，藉以阐释其占卜的结果，使之更具说服力。如，郭璞《易洞林》补遗、干宝《搜神记》卷三载：
（晋元帝时）扬州别驾顾球姊，生十年便病，至五十余。令璞筮之，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天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访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其大非常，有顷遂灭。［3］
是说，郭璞为顾球的姐姐所占的大过卦义不好，其祖先坟墓的杨树干枯不开花，振动了游魂使龙车显现，子孙因而为妖邪所侵扰，染上了重疾。其根源是祖先斩杀了灵蛇断绝了祭祀，而不是病家自身的过失。很显然，郭璞上述的筮辞，是依据大过、升两卦象及大过卦九五爻辞（“枯杨生华”）而附会成辞的。而其中对顾球的姐姐病因的分析，则充分体现了当时盛行的道教承负说。
问世于东汉中叶、被道教中人奉为经典的《太平经》卷十八至三十四《解承负诀》云：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4］（第22页）
这就是说，一个人的祖先干了坏事，有罪恶，其后代即使行善也要“承负”祖先之过，在一定时间内遇到灾难，甚至夭折。如果祖先做了好事，有功于天下，那么其后代也会因此而增寿或得福。这种观点与《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在精神上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太平经》的承负说，其最直接的源头即是《周易》的这种善恶报应说。
郭璞正是基于上述道教承负说，判断顾球的姐姐的生病，乃是代替其祖先承受惩罚；而这种惩罚的实施者是“天邪”（即妖邪），它在替被斩杀而断了祭祀的同类——“灵蛇”（即已成神灵之蛇）复仇。顾球于是查访先辈行径，果有砍伐大树、并杀死一大蛇之事，行路的农人也果见其家上空有龙牵车“五色晃烂，其大非常”之奇观。据说，为了治愈顾球姐姐的病，郭璞还提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祭拜灵蛇。顾球依言祭拜了灵蛇，姐姐的病很快就得以痊愈。［5］（第256页）
郭璞上述的解说及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调了神灵鬼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渲染了祭祀的重要性，体现了其宗教神学的倾向，无疑是对《周易》善恶报应说的改造和发展（《周易》的善恶报应说，旨在强调庆祥或祸殃非一朝一夕之故，告诫人们要防微杜渐，却并未强调天神在其中的作用）。
在郭璞易占筮辞中，强调神灵具有干涉人类行为功用的内容比比皆是。这里不妨再举一例。
《晋书》本传载：
璞既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异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遁之蛊。其卦曰：“艮体连乾，其物壮巨。山潜之畜，匪兕匪虎（原作武）。身与鬼并，精见二午。法当为禽（同擒），两灵不许。遂被一创，还其本墅。按卦名之，是为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余，遂去不复见。郡纲纪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曰：‘此是NFDF4亭驴山君鼠，使诣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其精妙如此。［1］（第1900页）
在这里，郭璞依据所占的本卦、变卦的卦爻象，断定来到宣城城下的怪物为“驴鼠”，并针对其时郡士吏欲捕杀它的心理，以“两灵不许”为由，企图加以制止。然而，郡士吏并不相信郭璞的占筮结果（其时郭璞刚刚从事易占，声名未立），故郭璞占卦一完，士兵就迫不及待以戟刺“驴鼠”，郡纲纪（殆指郡的主簿或其他佐吏）也到祠庙乞请神灵允许杀死它。巫祝告诉说：“庙神很生气，说这是亭驴山君的使者，欲往荆山去，临时路过我们这里，千万不可触犯它。”巫祝藉庙神之口证实了郭璞筮辞之不诬，同时也点明了郭璞所谓“两灵”，乃是指庙神和 亭驴山君（山神，即宫亭湖庐山君）两位神灵。郭璞通过易卜，利用魏晋时期愈煽愈炽的宗教迷信之风，打着神灵的旗号表明自己的意见、主张，凭藉神灵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干预世事，这是他比当时一般易占者高明之处，也是其占筮结果更易于为时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之一。
同样地，在堪舆领域里，郭璞亦往往以易占为手段，依据道家道教理论来确认所占葬地之优劣，预测葬者后嗣之兴衰。如：
（1）《晋书》本传载：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1］（第1908页）
刘义庆《世说新语》“术解”篇亦载此事，文字稍异，并附郭诗一首：“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郭璞通过易占，把母亲（可能还有二位哥哥）的墓地选在近水的地方，这不仅表明他精通地理学，能预见水洼地将变为桑田，而且体现了其浓厚的道家道教的崇水精神。在道家先驱人物老子的《道德经》里，水成了“几于道”的神圣。它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第七十八章）早期道教都继承、发展了道家崇水精神。张角太平道以符水疗病，张鲁五斗米道作“三官手书”替病家请祷，即书病人姓字及服罪之意的文书三份，分别置于山、埋入地、沉水中。视符水为疗病之灵药，把水神摆在与天帝、地祗同等重要位置上，足见崇水观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之一。郭璞的堪舆学正是建立在道家道教的崇水思想的基础上。
据说，郭璞生前通过易占，也把自己的墓址选在江中。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景物”条云：“金山前有三岛，号石牌，称郭璞墓。”宋周必大《奏事录》曰：“金山龙游寺山门，借石门山为案，乃焦山三石峰耳。其外小山，稍有树木，而鸟雀不栖者，世传为郭璞墓。”《二老堂杂志》五记《镇江府·金山》：“山在京口江心，号龙游寺，南朝谓之浮玉山。别有小岛，相传为郭璞墓，大水不能没，下元水府亦在此。”元王恽《王恽集》亦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乱石间有丛薄，鸦鹊栖集，为郭璞墓。”虽然今天有的学者认为上述关于郭璞墓址的记载不免惑于世俗讹传，但它至少证明了崇水、亲水乃郭璞卜葬相冢的重要指导思想。
（2）《南史·张裕传》载：
初，裕（即张裕）曾祖澄当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通“才”）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劣处。位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云。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郭璞为张澄葬父，曾先后占了两次卦，选了两处佳地，虽然郭璞的筮辞中并没有直接点明何卦最吉利，何处是最佳墓地，但我们从张澄最后“葬其劣处”的决定以及“其子孙遂昌”的结局中，仍可窥见潜藏在占辞背后郭璞的意向和主张。劣处乃环境恶劣的地方，为众人所厌恶的无用之处。然而，正是这劣处、无用之处，却能催发葬者子孙的昌盛发达。这表明郭璞的堪舆学乃是以道家道教无用即大用的哲学观点为指导思想，以“治人事天莫若啬”（老子语，啬即俭）为行为准则。
令郭璞欣慰的是，其上述堪舆思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崇水、亲水的理念，得到了今天多数人的认同。把先人的骨灰撒入江河湖海，溶进水流中，已被今人认为是最科学、最合乎自然的殡葬方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生前都立下遗嘱，其身后骨灰撒入大江大河，为改革传统的殡葬陋习作出了大胆而明智之举。而择水而居，则成了当今许多人追求的时尚。亲水庭院，已在许多城市社区悄然出现。亲水景观越来越走近城乡人们的生活。
其次，郭璞在易占活动中，还巧妙地实施了符箓、祈禳诸法术，而这些法术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流行的道教方术是吻合的。正是这些光怪陆离的法术，给郭璞的易卜活动蒙上了浓厚的宗教神秘气氛，令卜问者肃然而生敬畏之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其占筮的结果。郭璞把易卜与法术结合起来的做法，比其祖师焦赣、京房要精明、圆滑得多。《汉书·京房传》所载焦赣、京房师徒易占的事例虽多，却没有一次是结合法术进行的。而郭璞易卜的事例，据笔者粗略统计，见载于《晋书》本传、《易洞林》以及散见于《晋书》的“五行志”、诸“列传”的，殆有二十例左右；而结合法术进行易卜的，就有九例，几占一半。囿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二例。
（1）《晋书》本传载：
（璞）行至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咨祭酒。时江淮清宴，孟康安之，无心南渡。璞为占曰“败”。康不之信。璞将促装去之，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1］（第1900页）
（2）《晋书》本传载：
（王导）尝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驾西出数十里，得一柏树，截断如身长，置常寝处，灾当可消矣。”导从其言。数日果震，柏树粉碎。［1］（第1901页）
这二例都是郭璞把易占与法术相结合，而获得极大成功的典型例子。在第一例中，郭璞二次实施法术：先是撒豆成兵恐吓胡孟康卖婢，后是制作符箓投入井中消除祸祟。在第二例中，郭璞则采用了以物代人受死的传统道术：截断柏树如人身长，置于卧处，承受雷击而粉碎，王导因之解脱震厄。
此外，著名的施术例子还有以似猴的怪物救活将军赵固的爱马，尤其是郭璞在厕上“裸身被发，衔刀设醊”的表现，［1］（第1909页）俨然是道教中人所为。
正由于郭璞擅长法术，其诸多易占活动又是在道教方术的包装下进行，故被历代“正统”的易学家所不齿，摒弃在易学家队伍之外。殊不知，郭璞正是通过易占和道教方术相结合的方法，才使得日渐衰微的易象数学得以焕发生机，继续发展。故可以这样说，郭璞对发展易学非但无过，而且有功。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晋书》本传所载郭璞诸多高明的法术，如以怪物救活赵固的爱马、撒豆成兵威吓胡孟康卖掉美婢等，据今人曹道衡先生考证，纯属子虚乌有之事。［6］（第361-367页）至于其易卜“灵验”，亦并非来自神祐，而是依靠其卓越的政治远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作出的正确判断。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的：“郭璞非常博学，识见比那些清谈家高出无数倍”，是博学方能识见高，阅历深才能料事如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