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认为，他的尚氏易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易解易”，“以易证易”。他说：“我说无一创也，以我之说，仍以《周易》所言之理，推而证说者之误。俾卦爻辞复其本有之易理也。其先儒旧说，与易理合者，如许慎荀爽九家之诂‘龙战’，如子夏传荀爽之诂‘得敌’，靡不因也。其与易理盭者，虽千百人皆如此言，而必反之。如虞翻以阳遇阳为朋，阴遇阴为类等是也。至于卦象之误者，非我能创造新象，仍《周易》原有之象，说者失之，今证以《左传》、《国语》、《周公时训》与《卦气图》，证以《焦氏易林》、《郭璞洞林》，回还互证而得其象也。及其既得而求其本，仍在《周易》。”［１］（自序）尚先生认为，“解经惟求其是而已，无所谓派别”。因此，尚先生之所以坚决反对王弼“扫象不谈”及宋儒“空演义理”，并非出于那家那派之门户之见，而完全是因为在他看来脱离“象数”而空说“义理”，便从根本上违背了由《系辞》所揭出的“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的周易基本原则。他说：“自王弼扫象，以野文说易，兴于唐而大盛于宋，风气所播，观象系辞之义，至是遂亡。”至于尚秉和先生攻击虞翻、郑玄、惠栋、焦循等人之易说“虚伪支离”，则是因为在他看来虞翻等人虽重在以象数说易，然虞翻“浪用卦变”、郑玄“杂以爻辰”皆于《易》无所根据。他说：“凡春秋人说《易》，无一字不根于象，汉人亦然。……东汉儒者，知说《易》不能离象也，于象之知者说之，其不知者，则当敬阙其疑。乃虞翻浪用卦变，郑玄杂以爻辰，……其以荀虞为宗者，号为汉易，以别于野文家，极力复古，惟其所宗，适当易象失传之后，于象之不知者，仍用卦变爻变，奉虞氏遗法为天经地义。于是焦循变本加厉，于象之不知，义之不能通者，以一卦变为六十四，以求其解。其弊遂与谈空者等。”［１］（说例）
二千年易学，实以王弼为一大转折，自此以往，凡以辅嗣为宗者，所谓义理之学也，而以象数为说易之根本者，则称为象数学派。就治易的根本原则而论，尚先生应被称为象数易派，然而对于以荀、虞为宗的象数之学，尚先生的批评言辞尤为激烈。笔者以为，非尚先生故为高论。的确，二千年之易学发展史，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如果我们把史称“十翼”的《易传》作为对《周易》最早的注解，我们不难发现那时易注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易注易”、“易知易从”。西汉时，丁宽尚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汉书·儒林传·丁宽传》）；及至东汉，易家注易则愈说愈繁，由“训诂举大谊”三万言，附会成字说三万言，“如干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语）。尤其是虞翻，以“卦变”为说，演义卦象，为求所需之象，强命爻变，其说虽以象数易为正统，但其卦变之法不但于经无据，而且变无一定之规，时常给人以随心所欲、穿凿附会之感。尚氏易学以“振兹绝学”为使命，一扫东汉以来易家注易迂曲立说、穿凿附会之风气，首倡“本易理以诂易辞”、“由易辞以准易象”的易学研究新思路，其对于古老易学的贡献，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与尚秉和先生同时代的王晋卿先生称尚氏易学“将二千年来儒者之盲词呓说，一一驳倒，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１］（附录·滋溪老人传，第３６１页）当代大儒熊十力先生则说：“其以《易林》与《易》，并《左传》等互证，而破斥东汉以来群儒误解。皆饶有义据，不为妄说。盖自西汉以后，谈易象者，果未有斯人。”［２］
参考文献：
［1］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２］熊十力．略评尚易 ［Ｎ］.北平晨报，１９３５０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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