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子之“心”
以上所论是就孔子心之所“志”而论，今“志”已明，则当进一步探其如何落实其“志”。《论语》里“心”出现六次，其意不外“思想”、“计虑”、“意向”等，本节所论即在探索孔子晚年如何落实其“志”的心思。孔子自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5）依《史记·孔子世家》尚有“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史记，作《春秋》”之事。一般论述孔子思想，认为孔子有《诗》、《书》、《礼》、《乐》之教，殆无疑义，但是论及《易》、《春秋》则疑窦丛生，其实此二者是孔子晚年心志所在，攸关孔子晚年思想真相至巨。依史料所载：
（1）子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帛书《易传·要篇》）[21]
（2）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3）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昭公十二年春《公羊传》文）
（4）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从以上四则，得知《易》、《春秋》与孔子有极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攸关对孔子思想的真正了解。孔子在世时即预知后世对他好《易》与作《春秋》的行为有所误解，故有“疑丘”、“罪丘”之言，但终极的目的是要后世“知丘”。可惜公羊寿或有惧于势而不得不擅改传文，如前第三则，称“其词，则丘有罪焉尔”，今按之孟子与司马迁之传言，则曰“罪我”、“罪丘”是指不解者怪罪孔子，非谓孔子自称有罪，故此传文原拟作“其词，则有罪丘焉尔”。孔子一生志在行“道”，却不见用，至晚年归鲁后，即潜心于文化教育工作，将一生所得，传给后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春秋》。孔子作《春秋》之旨意为何？《公羊传》上说：
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公羊传》谓孔子乐道尧舜之“道”，的确不失孔子心法，其推定孔子作《春秋》，意在拨乱反正，均极肯切。欲知其详，当参照《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闻诸董生的一段话：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依董生所言，《春秋》旨在“达王事”、“明王道”，末了又再提到“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可见“王道”是他所关注的焦点。但与《公羊传》所述相比较，似乎少了孔子所乐道的“尧舜之道”。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所说的应该值得再三玩味：
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旨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此段自“约其文辞”以下，所说的比以上董生所言为具体，但大意无差，都同样寄望王者行王道，也许这些都是就如何落实而言，并未完全呈现《春秋》的纲领。所以，作者特别关心司马迁“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话。“据鲁，亲周，故殷”依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是指“《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绌夏亲周故宋。”[22]亦即何休所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23]宋氏注《春秋》之科谓之“存三统”[24]，此明孔子作《春秋》乃托新王致治之经世书。但如何经世？即“运之三代”，作者以为《史记》通行本拟避唐讳改，原作当为“运之三世”[25]（《史记》此“代”字疑唐时避太宗讳，改“世”为“代”。故《史记》原文应当作“运之三世”，运即行、张之意，即公羊春秋古说之“张三世”无疑。参见陈垣《史讳举例》。），其意与夏商周之三代无关，而是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故“三世”即公羊传文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公元年冬、哀公十四年春）之三阶段。何休注三世异辞甚详，道尽《春秋》经世微旨，他说：
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
世人或疑公羊家说“存三统”、“张三世”，于《论语》无明文，其实《春秋》义于《论语》已见端倪，因不善解，故有此疑。请见：
（1）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23)
（2）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15.11)
以上两章是孔子应弟子之问如何治国时，他不完全因循周礼，而是提出“因革损益”三代之礼的主张。从他批评当时“天下无道”，知其改革心意必切，于“继周”工作上，当有一番构思。晚年作《春秋》时，完全将其治法之式著于其中，此项经世大业便是公羊家所谓的“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也。孔子论治，依《论语》所见，有三层意思，即：奖齐桓（14.15，14.16）之霸道，从周文（3.14）之王道，美尧舜之帝道（8.19，15.5）[26]。作者以为最简约的，莫过于此章：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6.24)
本章兼具《易》义与《春秋》义。所谓“齐、鲁、道”实指治世三种境界，由齐变至鲁，再由鲁变至道，表明致治三阶段。“齐”指齐桓公承太公“举贤尚功”之遗教，追求富强，尊王攘夷，为霸者之典范。“鲁”指伯禽承周公“亲亲谨礼”之教，奉行礼乐，存王道之迹。而“道”指尧舜之帝道，尧则天，舜法地，所行不外天地之道。《春秋》张三世，乃托所传闻世，寄齐（霸道）之行，见治起于衰乱之中；其次，于所闻世之世，寄鲁（王道）之行，见治升平；最后，至所见之世，寄“大道”之行，著治太平。所以说，此是“著治法式”，非关历史哲学。三世义其实可回应前述“吾与点也”章，子路所表之“强”、冉有所表之“富”是属霸道，公西华所表之“礼”、曾点所呈之“乐”是属王道，而尧舜法天地，呈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治才属帝道。故作者以为不信公羊三世义，即无法了解孔子晚年经世之苦心。
又“齐一变”章所呈“变”义，实即“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第二章）之义，乃孔子《易传》思想之要旨。吾人若忽略孔子言“变”之思想，即不足以知孔子。孔子“变”的思想从何而来？从学《易》而来。作者曾撰《论〈周易〉与孔子晚年思想的关系》一文[27]，已有详细论证，兹不及详。一般论及孔子思想，似乎均认为孔子不谈天道，或者甚少谈天道，所引的正是子贡所说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其实是误解，作者已曾为文《〈论语〉“夫子之文章”章之研究》[28]加以辩证。根据作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孔子不是不谈天道，而且谈得不少，不但对《周易》有精深的研究，而且有所著述。孔子论“性”正是配合天道来谈的，其精义与在《易·乾彖》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一致，并非孔门弟子皆可得知。子贡既说此言，即表示孔子并非不言，所言具见于《易传》。今帛书《易传·要篇》出土，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之言，更印证了《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之说并非无据。由于郑玄以来以“十翼”观念错解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文义，滋生疑惑。依作者新解，“序、系、说、文”均作动词，而“彖”指“卦爻辞”，“象”指“卦象”。故依司马迁意，孔子是序次了卦爻辞，将卦象系于彖辞上，同时也解说卦爻辞，进而将读《易》的心得笔之成文。如此说来，今《十翼》中《彖传》、《象传》最有可能是孔子所著，其他有“子曰”者为孔子解说卦爻辞之记录，故欲了解孔子晚年的天道思想，绝不能忽略《彖传》。《论语》中言天道者，莫如本章：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9.17)
正是孔子即川之水流不息而言天道也。此中“逝”字即春秋时代“天道”之别称。孔子论人道，则法乎天道；为《彖传》，正为《象传》作前道；赞《易》，本天道下贯人道，作《春秋》，立人道上通天道，二者关系密切。熊十力先生曾谓：“孔子之道，内圣外王，其说具在于《易》、《春秋》二经，余经皆二经之羽翼。《易经》备明内圣之道，而外王赅焉。《春秋》备明外王之道，而内圣赅焉。”[29]此说乃太史公以来通儒慧解之总结，值得后人参考。
根据文献，孔子晚年甚至临终前，与子贡的言论记录不少，从言谈中让作者了解孔子晚年的精神状态：
（1）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2）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两则最能表现孔子晚年的精神困境，他回顾自己一生，下学上达、闻道行道，求仁得仁，无怨无悔的情況，希望世人了解，却无人能解，最后自信上天了解。孔子自觉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心契天心，唯天心知孔子之心，默然照会，不也正是孔子“予欲无言”的精神境界么？天无言，四时行而百物生；孔子法天无言，任心所欲，行心所行，赞《易》，作《春秋》，不正是显其经世之心乎？
五、结论
孔子晚年的心志如何，的确多费猜疑，然主要的问题在对当今留下的史料如何恰当的选取与解读而已。取才过严，孔子晚年深邃的思想不见了；取才过宽，沦于神话。孔子本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7.21）的哲人，其思想的探索当以《论语》为基准，通过《易传》与《春秋》来了解。作者在本文中对《论语》里自古以来号称难解的《莫春篇》作出新解，并总结诸多心得，显豁了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境，其实那是孔子之心与天道密契不二体证之言，这也是之后孔子作《春秋》的经世基础，再由“齐一变”章，更可了解孔子志存拨乱，推阐易道，运诸三世之苦心。元儒黄泽有言：“《易》与《春秋》皆夫子作。……盖夫子之精微蕴奥皆具于《易》，而所以立教则在《诗》、《书》、《礼》、《乐》，其拨乱反正，制事之权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则在《春秋》也。”[30]实是深通孔子心志之至论。后世实在不宜再忽视或过度怀疑《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孔子世家》及新近出土帛书《易传·要篇》等史料具有呈显孔子晚年思想实况的价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