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卦主说人文思想的反思
《周易》古经原本就是卜筮之书，对于占筮，我们不管其是神秘还是迷信，但其中透显出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则是所有研易者公认的。作为最权威的解读古经之作——《易传》，更是将这种情怀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阐发。所以，尽管《易传》讲天、地、人三才之道，但人道才是其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易纬·乾凿度》有云：“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四库全书总目·经类·易类》序亦云：“《易》之为书也，推天道以明人事也。”既然如此，作为《周易》注解体例之一的卦主说也自然而然地借天道以说明着人事，而卦主思想也成为各时代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映。
首先，逢时、在位、有德的君主是中国传统士人始终追求的最高理想目标。一卦中有六爻，每爻因其居位不同而有尊卑贵贱之分。一般地，五位是公认的“帝位”“王位”，关于这一点，《易经》中虽未明确，但细考经文，就会发现五爻绝大部分是吉利的，完全称“凶”的没有一卦，即使称“凶”也以“吉”“无咎”补之，这是其它爻无法企及的。显然，五爻是尊贵的象征，多有天德、功名。而在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贵莫过乎天子（即君主）”，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来统治人民，所以俗世中只有他才配有天德，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位君主能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呢？《系辞下》列举了五位：包牺氏（伏羲）、神农氏、黄帝、尧、舜。他们所处的时代世风古朴，且居于万人尊崇的地位（当时未必有“帝”之称谓），又有高洁的品德，以己之所能，不遗余力地教化万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谓后世君主之楷模，因而万代景仰。除此之外，《汉书·艺文志》还有载：“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就是说《周易》历经三个时代，集中了三位圣人的智慧，由伏羲画卦、文王（兼周公）系辞、孔子作传，才发展到“洁静精微”的程度。伏羲前面已提及，而文王则是身处殷之末世，身为“尊位之主”的纣王昏聩残暴，文王可谓生不逢时，不在其位，但他还是凭借其“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史记·本纪第四·周》）之德，成为一个“受命之君”（同上）。孔子亦是如此。他生逢乱世，一生倍尝坎坷艰辛，也可谓既不逢时，也不在位。但孔子终生持积极入世的态度，试图做一个周公式的贤相，以辅佐当世的君主实现天下大治，却壮志未酬。孔子逝后备极哀荣，所凭借的不是帝王般的千秋伟业，而是其坦荡的胸怀、执著的品格和中庸的境界以及“仁”者情怀，才成为后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圣之时者”。这里的“时”于前面所讲之“时”虽非完全相同，但却有相通的地方。《系辞下》云：“变通者，趣时者也。”而孔子则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说明即使一生颠沛流离，孔子仍在“不逢时”之时下安守自己的本位，通权达变，以自己的一套智慧教化人们。由此，朱熹赞孔子曰：“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所以，孔子虽然一生不得志，但却凭借其崇高的德行和深邃的智慧成为一个时代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人物。由此我们反观卦主说，六十四卦卦主中真正同时符合逢时、在位、有德三个条件的是少之又少，大多凭借其中一、二个条件而成为卦主。所以我们不能苛求所寻得的卦主“完美无缺”，因为理想毕竟不是现实。这当然不是说理想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曾说，“做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对远大理想的一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未必意识不到其不可能达到圣君明主的高位，但它们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历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心中永远需要阔步前进的光明大道。这个过程在作为众卦之首的乾卦爻辞中表露无遗而为后世所遵循：从遁世无闷的“潜龙勿用”到初露端倪的“见龙在田”,从“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勤勉警觉到“或跃在渊”如履薄冰的疑惧，从志满意得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到过犹不及的“亢龙有悔”，就是这种奋斗历程的生动写照。既如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与时俱进”和“以德治国”，也正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中才因而显示出其巨大的感召力。
其次，卦主思想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以君主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
《易经》经文在讲卦之爻位时并未明确提出爻位尊卑贵贱的宗法等级观念，只是用吉凶悔吝等断词来隐约表达。如五爻为最吉利的一个爻位，“五爻既吉，则必为尊。”[2]《易传》出现后，则对这种尊卑贵贱关系有了明确的说法。《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这就是说天为刚性阳性，在上为尊者；地为柔性阴性，在下为卑者。安定了乾坤之体后，爻所代表的万事万物也就得到了各自的位置，即上为贵，下为贱，这是天地的安排，而易道也凭借其位展现出来。除了在总体上对爻位的贵贱论述，《系辞下》还具体谈到了除初上两爻之外的中间四爻，“二多誉，四多惧，近也。”因为二爻与五爻相应且得中，就如循规蹈矩的臣子又对君主鼎力相助，所以多誉；四爻位逼五爻，“伴君如伴虎”，所以多惧。“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即因为贵贱有别，所以才有凶咎与功名的区分。这种尊卑贵贱的说法，在西汉京房那里以六爻喻人事而发展为完备的爵位说，如《京氏易传》注乾卦云：“（上爻）居世，……九三三公为应。”注姤卦云：“元士居世，……九四诸侯为应。”注遁卦云：“大夫居世，……上九宗庙为应。”注观卦云：“诸侯临世，……反应元士。”注剥卦云：“天子治世，……反应大夫。”由此可知，京房将六个爻位配以贵贱不同、等级有别的六个爵位，即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而西周的统治者是分为四个等级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里面没有“贵而无位”的宗庙，也没有将“卿大夫”进一步分为“三公”和“大夫”，但仍然可以看出它与六个爻位相契合，以后各个朝代也大体如此。显然，中国古代的宗法等级制度是以位居五位的天子为核心而各从其“位”上来确立其名份的，这与我们前面所讲的“位”基本相通。从静态的角度考察“位”固然是必要的，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系辞下》）也就是《周易》经传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经典，效法的是阴阳物象，且拟之而动，我们不可须臾远离其精髓，但易道精微，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屡屡迁改，因此，我们更应该结合“时”，从动态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位”在某种“时”下所起的作用。《系辞下》有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这就是说阳为君，阴为民，阳卦一阳爻两阴爻也即一君二民为君子之道，而阴卦正好相反。那么如何将“小人之道”变正为“君子之道”呢？很简单，就是使为民的一阴爻上升为君，为君的二阳爻下降为民，因为历史的常理从来都是君少民多。所以认定卦主不能仅仅依据其位，更要结合时和其德行来综合考察，这也正如我们不能把“挟天子以令诸侯”中的德薄位尊的“天子”认定为真正的君主一样。如果说中国古代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那么《周易》经传则是以易道为枢纽使一卦六爻有尊卑贵贱之别。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卦爻象辞来体悟其精髓并用于指导自己的人生日用而已。
四、结 语
《系辞上》云：“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就是说作为本体的易道通过仁者之行显现出来，而又隐藏于人生日用之中并能够衍化万物，圣人虽能体道为用，却毕竟有人为的痕迹。笔者借助于历代易学家的卦主说迂回地解说圆而神的道，更难免失之一偏。尤其是笔者虽然把时、位、德作为确立卦主的三个最重要的条件，却无意为博大精深的《周易》经传在卦主说方面树立一个自以为是的标准，只是站在该角度，以卦主为契机为参悟易道寻求一个小小的线索罢了。
参考文献：
[1]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3] 刘大钧.周易折中前言[A].周易折中[M].成都:巴蜀书社,1998.
[4]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M\].济南:齐鲁书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