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易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
摘要：《易》相传有三个版本：《连山》、《归藏》和《周易》。秦汉以来，学界主流向以《周易》为《易》，“白马即马”，结果常使易学研究偏离《易》的本来——卦爻画。“周易学”主要是在卦爻辞的基础上以“象”的方式解《易》。综观易学史，与这种“经文易学”同样重要的治易方式还有二：五行易学和图书易学。传统“经文易学”之“象数与义理”的两派分类法有失全面，不利于揭示易道本质，“白马非马”。本文通过运用上述三种研易手段，尝试总结易道法则：阴阳之道、众界合一、和实生物。易学研究因缘而起，学者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和而不同方为君子之道。易之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关键词：易；周易；象数；义理；五行；图书
Zhouyi and “the white horse is not horse”：
on the object and schools of the studies of Yi
Abstract: The book of Yi has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publication: Lianshan, Guizhang and Zhouyi. Zhouyi has been taken as the Yi since Qin Dynasty and most scholars of Yi hav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objects other than the diagrams of Gua and Yao which are the right content of Yi, hinting that a white horse was taken as the only horse. The Studies of Zhouyi are of Images , based mainly on the Text (affiliated words ) of Yi. There are in fact two more schools of the studies of Yi other than that of the Text: the Five Element Yi and the Numeral Yi. The studies of Yi has been traditionally divided into two schools: Image/numeral and moral principle, which are too superficial to help people to realize the true nature of Yi, hinting that the white horse is only a horse. With the help of the three ways together, we can conclude several principles of Yi: Yin and Yang, All in One, and Difference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see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nature of Yi. The world is a mixture of differences and what Yi tells is “changes”.
Key words: Yi; Zhouyi; image-numeral; moral principle; the Five Elements, diagram-numeral.
公孙龙言“白马非马”，因“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周易》与《易》犹“白马”与“马”。在易学发展史上，“白马”之争由来已久，且至今似仍无定论。“易马”之形未定，易论纷纭，学界甚至出现“白马即马”、“黄黑马非马”的治易取向。正因为如此，多少易学者虽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却难窥“易学”之全貌。
《周易》只是《易》的一个版本。不仅“十翼传文”不是《易》，而且作为卦爻辞的“经文”也未必《易》之当然而不可分割。本源的《易》似乎只是卦爻画。易学的最终对象应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学者只有直接探究卦爻画的结构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易道的本质。
一
今本《周易》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卦爻画、卦爻辞和传文。传文是易说，是后世学者研究《易》的心得。卦爻辞是筮语，是占筮的记录。占筮是卦爻画对具体现象的运用。筮语是占筮者因时因地因事对卦爻画的解释和表述。卦爻画是独立于筮语的，相同的筮例可以推衍出不同的筮语。先秦时期曾经流传有众多的筮语，《周易》只是将其中的一部分选录成集。
《周易》一词，最早见于《左传》[1](第1页)。正是在同一本《左传》之中，就记录着完全不同于《周易》卦爻辞的筮语。如《蛊》卦辞：“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复》卦辞：“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这些内容均不见于《周易》。
《左传·襄公九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
在该文中，作者显然是将《周易》与他易并列。可见，在春秋时期，《周易》并不是《易》的唯一传本。据传，伏羲画卦，有占无文。易卦产生很久以后才出现卦爻辞。卦爻辞固然源于卦爻画，且好的卦爻辞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卦爻画，但是，卦爻辞毕竟不能代替卦爻画。卦爻辞因事而作，且常常包含一些非易的内容。仅仅从卦爻辞中是很难简单地归纳出卦爻画的本质含义的。如果固守卦爻辞，无异于刻舟求剑。虞翻解释《屯》卦六二和六三两爻辞时，似乎就是如此。在前者，他以六三为阴为是，因“离象不见”故“女子贞不字”；可在后者，他又以六三为阴为非，因“三体坎，坎为丛木”，“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2］（第100－102页）。前后两种解释对三爻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也即：三爻无论是阴还是阳都不妨碍爻辞的成立。虞氏解易法或许能够帮助人们加深对《周易》卦爻辞的认识，但是，他削足适履，以象圆辞，是将筮语置于卦爻画之上，舍本逐末。照此易论，《易》之“马”似乎关键在于“色”，而不在于“形”了。从近些年有关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情况来看，今本《周易》的卦爻辞在编辑和流传过程中还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和偏差。如果历史果真如此，那么卦爻辞的作用就更为有限［3］（第171－172页）（例如：关于《屯卦》六三爻辞，今本《周易》是“即鹿无虞”，帛本《周易》是“即鹿毋华”。“无虞”是指“没有向导”，“毋华”则是指“不要喧哗”。两辞用语不同，含义相差很远，对于卦爻的理解风马牛不相及。有关分析见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第九章：《帛书〈周易〉经传论述》。）。
《周易》因属卜筮之书，得以躲过秦火浩劫。汉代之后，《周易》因涉嫌孔子著文而在尊儒运动中被列为六经之首，遂导致许多学者以《周易》为《易》，将“画、辞、传”视为三位一体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汉代主流“象数易”学者深研《周易》卦爻辞，虽然熟中见巧，但由于以《周易》卦爻辞为“经”，一叶蔽目，固步自封，结果常常生搬硬套、穿凿附会，最后甚至几近抛弃卦爻画，失去了易之本然。其易学著述常令后辈学者无所适从。王弼虽然深感虞翻等人易学的牵强与烦琐，主张得意忘象，但是，王氏所得之意仍然是建立在《周易》经文的“象”之上。他们之间的所谓象数与义理之分实则都是同守一隅，都没有完全脱离《周易》的“白马”之性。《周易》重“乾”，学者便纷纷崇阳抑阴，将“厚德载物”视为“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道”的补充。《易》道广大，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它客观地总结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各种形态，既有乾健，也有坤柔，六十四卦莫不是两两相对而立。昼夜之间，相推相袭；阴阳之间，互为表里。卦爻之间并无优劣之分。所谓吉凶，都只不过是人为的评判。首“乾”是《周易》著者认识《易》的独特角度。尚“乾”是《周易》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易》的中心思想。
《周礼·大卜》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可见，大卜所掌之《易》有三种或三个版本，“三易”的共同点是八个三画的经卦和六十四个六画的重卦。郑玄著《易赞》，说：《连山》以《艮》为首，“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以《坤》为首，“万物莫不藏于其中”；《周易》以《乾》为首，“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若照此说，“三易”在易卦的排序上存在重大区别。“三易”著者因各有所论，故厚此薄彼。（朱熹有“三圣易”的说法：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朱子的“三易”是将易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伏羲画卦，文王周公系辞，孔子作传。朱子三易说合《汉书》之“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本文的“三易”是指易的三个版本。）
《易》是由三百八十四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概括地反映了天地万物存在和变化的不同形态。易学研究的中心是卦爻画。易学纷繁，虽“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都可“援《易》以为说”［4］（易类小序），但是，研易者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应该是卦爻画的结构规律。秦汉重《周易》，许多学者就以“周易学”为“易学”，间或有与《周易》内容不相符者，即斥之为另类。孟喜传“阴阳灾变”，其易学可谓独辟蹊径，然而时儒非但不求甚解，反问师法［5］（卷八十八）。邵雍以数解卦，其易学可谓登峰造极，但二程却叹其“无用于世”，黄宗炎更是以“惑乱天下”一言以蔽之［6］（第262页）［7］（第244页）。《周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易之马，可白，可黄，可黑。“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故曰：白马非马”，《周易》非《易》。
二
关于易学的研究方法，学界一般划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这种分类法特别是在四库馆臣立“两派六宗”之说后似成定论［4］。将易学研究大别为象数与义理，似乎主要是针对《周易》而言的。象理之分确能反映易学研究的一些特点。前者如两汉时期的飞伏、互体、承乘比应之学等，后者如魏王弼老庄玄论、宋儒心学与理学等。不过，这种分类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不再以皮毛求马时，其分类之不足则显更甚。
一方面，象理之分不完整，其涵盖面不足。易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从传统易学中的天文、地理，到当代易学中的自然科学之理化、生物遗传等，这些门类都很难简单地归纳到或象或理的分类之中。从学界分类的实践看，有些结论似是而非。以五行解易为例，五行之论取物言理，五行之说既是象，也是理。五行生克制化机理作为一种深刻的哲学思维，其思想之抽象与应用之广泛远非一般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和人生修养之说所能比拟。但是，传统易学却将“五行解易”列入“象数”，而对于所谓以情言易、以史证易等“人文易学”则归类于“义理”。其分类之偏颇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理象的划分容易造成认识上的错觉。学者常常将易学上的“象数”与“义理”的区别混同于认识论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差别，进而置“义理”于“象数”之上，甚至将“象数之学”斥为“芜秽康庄”［8］（自序）。其实，易学中的“象数”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不是指事物的表象。圣人远观近取作八卦，以“—”、“--”二象的不同组合类万物、通神明。《易》所展现的是一种以象类物的直观、感性的思维模式。象中虽可言理，但象并非一定得通过理的中介才可以认识和运用。现象世界往往通过“象”的方式更能全面、准确和有效地把握。“理”固然有其系统、逻辑和理性的特色，但是，事物一旦落实到理，其认识本身就会因为归纳的需要而失却对象的完整。况且，并非所有的现象都可言之于理。正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例如：《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脊马、为驳马、为木果。”诸多乾象就很难一概理之以“刚”、“健”。学者若要把握《说卦》乾的大意，则必须熟读乾象，感性地参悟乾象所展示的不言之教。
可见，理象之分更多地停留在易学研究的某些特征上，而没有全面地深入到易学的内在本质。从易学的发展史来看，不管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是针对《周易》的卦爻辞，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只在于认识卦爻辞的方法与手段上，都只是从卦爻辞这一个角度来认识易道。卦爻辞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易道，但卦爻辞并不是认识易道的唯一途径。“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9］“象数”与“义理”都受制于卦爻辞，彼此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设卦以拟诸其形容，系辞以断其吉凶，极数以定天下之象。《易》简而得天下之理，非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不可从、不可知。易道广大，绝非凡常智慧所能轻易把握、轻松表达。为了穷理尽性，学者必须综合运用象数和义理两种认识手段。舍其一不足以尽言《周易》，也就无从真正全面认识易道。
学者研易，因缘说法。善象者多以象显，喜理者好以理论。理象之间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割裂。王弼“扫象”而又“重阴阳、辨爻位”，非王氏“扫”之不彻底，而是象数不可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十翼传文融象数理占于一体，并非儒者刻意追求表现手法，而是内容的需要。义理与象数之于《易》论，原本就是难以分离的。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完整的易学应该涵盖这四个方面，否则只宜算作一种易学特色，而难以成为一个易学流派。在易学发展史上，研易的方法和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是真正能够完整地揭示卦爻画的规律、给人以易道启迪且研究形态又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并不多见。概括起来，似可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一、经文易学
以《周易》为本，通过卦爻辞来研究《易》。易产生于远古，六十四卦原是一组抽象的符号系统，其含义隐晦难懂。正是由于卦爻辞的解说，《易》才变得生动活泼，人们才得以窥其大概。卦爻辞在先秦时期就已编撰成集，秦汉之际被奉为“经文”。自后，学者多以经文解易，并相沿袭两千多年。经文易学历来是学界的主流［7］（第二册第203页）（林忠军先生在论及邵雍易数学时言：“以往易学家的易学是一种笺注之学，这种学问是适应了经学的需要而产生，在经学研究中发展。它以注经为目的。”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册第203页。）。
卦爻辞解易，理象兼备，以象为主。卦爻辞多是用故事和比喻等方式描述特定的场景、物象，以景象解易。人们可以通过卦爻辞所描绘的形象来进行类比，直观地感悟卦爻画的含义。以象言意是远古圣贤表意的主要手法。翻开先秦诸子文集，直抒胸臆者并不多见，而大量采用的是以事说理、以象言情。由于十翼传文的产生，后世学者又从中发挥出一些独特的“易理易学”。这些在《周易》经传文基础上所产生的后世主流“易学”多是易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圣人观象系辞，其法统亡佚。占筮记录，因事而发；类比取象，语意飘渺。对于《周易》卦爻辞，研习者虽贤能辈出，仁智各见，但往往也只能盲人摸象，始终无法窥其全貌。《周易》中的一些卦爻辞，其本身含义究竟何在，至今仍是不解之谜［3］（第3－5页）（廖名春先生对帛《易》的一段研究发人深省。《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孔颖达的有关解释是“君子日则黾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而帛《易》的有关材料却表明，孔子的意思是“君子务时，时至而动”，“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君子冬日键键’，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参见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第3-5页。）。
二、五行易学
就是运用水火木金土五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生克制化原理来解释卦爻画的性质、结构和变化规律。五行是不同于易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它的产生与《易》一样，已经无从查考。但迟至秦汉之际，五行学说应已发展成熟并与《易》结合。西汉人京房所著《京氏易传》是今存五行易学最早、最集中的代表。
《易》的思维特点主要在于“象”。正如《周易·系辞》所言：“易者，象也。”《易》通过阴阳变化的内在规律将万事万物归纳到六十四种卦象之中，并按照卦爻象的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来认识事物。五行易学将所有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全部都纳入到五行体系之中，使五行与易这两种思维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多维的思维体系。五行大义，垂象于天，取才于地，表德于人。其理性之广泛概括也是“周竟天地，布极幽明”［10］（序）。五行与易，同秉天地之阴阳，同参造化之本源。五行易学能够有效地揭示卦爻画所具备的时间、方位、逻辑和物态等多种形态和属性。
五行解易，其历史可上溯至远古［11］（第130－131页）［12］（第217－218），但过去一般不为主流经院学者所认识和肯定。随着帛书《易传》的出土，五行解易似开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三、图书易学
就是运用图形和数字的形式解释卦爻画，特别是用数字解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成卦。河洛之说源于远古的神话传说，经宋初陈抟“龙图书”整理之后始明显于易界。图书易学是对用图和数形式解易的各种易学流派的总类，并不仅限于河图、洛书。邵雍著《皇极经世》，成为图书易学的经典之作。邵雍在继承陈抟易学的基础上，完善了伏羲先天八卦图数、文王后天八卦图数，并基于“太极生两仪”之道，按照“加一倍法”将六十四卦编入到图数序列之中，使易卦与天地之数相结合，从而建立起一套“元会运世”的“皇极”图书易学体系。“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图书易学运用极端抽象的思维方式将易卦改造成一个博大的认识体系，并将易卦运用到天地宇宙生存和变化的广袤的宏观认识对象之中。
经文易学、五行易学和图书易学作为易学研究的三种主要流派，基本上也反映了易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类比取象，其方法直观、简单，是人类早期思维的特点。围绕卦爻辞所展开的以象解易的易学形式代表了易学发展的早期形态。相对于象，五行是思维发展史上更加高级的一种理性认知体系，是认识的一次飞跃。由象到五行是易学思想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五行解易是易学发展的深入。数字思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抽象最先进的思维形式。从象到五行再到数，是由简入繁之后再一次的简单直观。图书易学是易学发展的更高阶段。
经文易是易学的基础；五行易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经文易的内容，但又与经文易不尽相同；图书易将经文之象、五行之义和图书之数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它代表了易学发展的新的里程。
